當今以色列最富影響力的作家阿摩司·奧茲出版於2002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學界視為奧茲最優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的譯本。尤其是英國劍橋大學尼古拉斯·德朗士教授的英文譯本在2004年面世後，這部作品更廣泛地引起了東西方讀者的興趣，不僅促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於2007年入圍「布克國際獎」，最近還榮獲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
這部五百多頁的長篇小說把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以娓娓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百餘年間一個猶太家族的歷史與民族敘事，抑或家族故事與民族歷史：從主人公「我」的祖輩和父輩流亡歐洲的動蕩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後的艱辛生計，到英國託管時期耶路撒冷的生活習俗、以色列建國初期面臨的各種挑戰、形形色色猶太文化人的心態、學術界的勾心鬥角、鄰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運、大屠殺倖存者和移民的遭際、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和拓荒者的奮鬥歷程，等等。內容繁複，思想深邃，它蘊積著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對歷史、家園、民族、家庭、受難者命運（包括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等諸多問題的沉重思考。家庭與民族兩條線索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織，既帶你走進一個猶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樂，又使你走近一個民族，窺見其得失榮辱。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牆壁塗滿「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時，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就分別從波蘭的羅夫諾和烏克蘭的敖德薩來到了貧瘠荒蕪的巴勒斯坦。這種移居與遷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傳統上認定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的痕迹，但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心靈軌跡不難看出，流亡者回歸故鄉的旅程有時是迫於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無奈。這些在大流散中成長起來的猶太人，受到過歐洲文明的洗禮，他們心中的「應許之地」也許不是《聖經》中所說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稱），而是歐洲大陸。在奧茲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東西越有文化」，德國人——儘管有希特勒——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有文化；法國人比德國人有文化，而英國人在他們心中佔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他們說不準……他們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徵——哭牆赫然、大衛塔高聳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貧寒陰鬱的世界，而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維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寬宏大度的英國人與阿拉伯、猶太文化人共進晚餐，文化生活豐富。他們可以大談民族、歷史、社會、哲學問題，但難以表達私人情感，而且面臨著巨大的語詞缺失，因為希伯來語不是他們的母語，難免在表述時似是而非，甚至出現滑稽可笑的錯誤。
就是在這種充滿悖論的兩難境地中，老一代猶太人，或者說經歷過大流散的舊式猶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來。迫於生計，他們不得不放棄舊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於做作家和學者的夢幻，去務實地從事圖書管理員、銀行出納、店鋪老闆、郵局工作人員、家庭教師等職業，並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轉移到兒輩的肩頭。
兒輩，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齡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從父母——舊式猶太人那裡接受了歐洲文化傳統的熏陶。布拉格大學文學系畢業的母親經常給小主人公講述充滿神奇色彩的民間故事與傳說，啟迪了他豐富的文學想像；父親不斷地教導他要延續家庭傳承的鏈條，將來做學者或作家，因為「我」的伯祖約瑟夫·克勞斯納乃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父親本人通曉十幾種語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樣做大學教授，但小主人公本人在時代的感召下，嚮往的卻是成為一名拓荒者，成為新型的猶太英雄——他們皮膚黝黑、堅忍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這類新型的猶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國前期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們所標榜的希伯來新人（New Hebrew）。
根據近年來社會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猶太復國主義被認作是以色列的內部宗教（civil religion）。猶太復國主義的目的不僅是要給猶太人建立一個家園和基地，還要建立一種從歷史猶太教和現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不僅要從隔都（ghetto）即隔離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要從「西方的沒落」中解放出來。一些理想主義者斷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應該適應在當地佔統治地位的中東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來的外來文化均要適應新的環境，只有那些在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來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來。為實現這種理想，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從以色列還沒有正式建國之時便對新猶太國的國民提出了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國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著國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國前，這種新型的猶太人被稱為「希伯來人」（實乃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同義語），以色列建國後，被稱作「以色列人」。
在這種文化語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這一文化、歷史現象，而且標誌著與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相背離的一種價值觀念。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於張揚拓荒者——猶太復國主義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會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當作第三聖殿——以色列國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國農民的雄性特徵：身材魁梧、強健、粗獷、自信、英俊猶如少年大衛，與大流散時期猶太人蒼白、文弱、怯懦、謙卑、頗有些陰柔之氣的樣子形成強烈反差。並且，他們應具有頑強的意志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英勇無畏，有時甚至不失為粗魯，在戰場上則勇敢抗敵，不怕犧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時期的猶太人，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則被視作沒有脊樑、沒有骨氣的「人類塵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當代以色列社會當成出產新型的猶太人——標準以色列人的一個大熔爐，對本土人的行為規範加以約束，尤其是要對剛剛從歐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數是經歷過大屠殺的難民，進行重新塑造。熔爐理念要求青年一代不僅熱愛自己的故鄉，還要和土地建立一種水乳交融的關係，足踏大地。他們即使講授《聖經》，也不是傳授信仰或者哲學，而是要大力渲染《聖經》中某些章節里的英雄主義思想，謳歌英雄人物，使學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輝煌和不畏強暴的品德。這樣一來，猶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過去與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推重的現在，便奇異般地結合起來了。在當時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輕人甚至把整個人類歷史理解成「令猶太人民感到驕傲的歷史，猶太人民殉難的歷史，以及以色列人民為爭取生存永遠鬥爭的歷史」。
《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就有這樣一個教育之家，那裡也講授《聖經》，但把它當成時事活頁文選集。先知們為爭取進步、社會正義和窮人的利益而鬥爭，而列王和祭司則代表著現存社會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輕的牧羊人大衛在把以色列人從腓力士人枷鎖下解救出來的一系列民族運動中，是個勇敢的游擊隊鬥士，但是在晚年他變成了一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者國王，征服其他國家，壓迫自己的百姓，偷竊窮苦人的幼牡羊，無情地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許多經歷流亡的舊式猶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讓兒子成為一名舉世聞名的學者、成為家族中第二個克勞斯納教授的父親，把這種教育視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危險，他決定把兒子送到一所宗教學校。他相信，把兒子變成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並不可怕，因為無論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進步很快就可以將其驅除，孩子即使在那裡變成一個小神職人員，但很快就會投身於廣闊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前一種教育，則會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茲 。
生長在舊式猶太人家庭、又蒙受猶太復國主義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種程度上帶有那個時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學校，他們也開始學唱拓荒者們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亞出現了駱駝」。對待歐洲難民，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的態度也折射出以色列當時霸權話語的影響：我們對待他們既憐憫，又有某種反感。這些不幸的可憐人，他們選擇坐以待斃等候希特勒而不願在時間允許之際來到此地，這難道是我們的過錯嗎？他們為什麼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卻不聯手奮起反抗呢？要是他們不再用意第緒語大發牢騷就好了，不再向我們講述那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為那邊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什麼榮耀之事。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裡要面對未來，而不是過去，倘若我們重提過去，那麼從《聖經》和哈斯蒙尼時代，我們肯定有足夠的鼓舞人心的希伯來歷史，不需要用令人沮喪的猶太歷史去玷污它，猶太歷史不過是堆沉重的負擔。
否定流亡、否定歷史的目的是為了重建現在。在祖輩的故鄉建立家園，這便觸及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