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某一時刻起，經濟學家成為一個十分引人關注的職業。有人曾預言，「騎士時代已經過去，來臨的是經濟學家的時代」。頗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在早些時候說：「將來的經濟學家，會賦予有限責任制度的無名的發明者與瓦特、斯蒂芬孫以及工業革命的其他先驅並駕齊驅的地位。」但後來，該雜誌卻通過一個笑話來給予經濟學家這一職業一個辛辣的諷刺。這個笑話大致是這樣的：愛因斯坦在火車上碰到三個紐西蘭人。為了打發時間，他們聊了起來。為了能有針對性地聊天，愛因斯坦想要先了解一下他們的智商。第一個人回答說他的智商是190，愛因斯坦很高興：「我們可以討論原子物理學和我的一些理論觀點。」第二個人回答說他的智商是150，愛因斯坦說：「我們可以討論紐西蘭為追求世界和平所確立的核不擴散條約。」第三個人回答說他的智商是50，愛因斯坦稍作猶豫，然後問道：「你預計下個月的利率是多少？」
為什麼經濟學家作為一種職業，前後褒貶不一呢？經濟學很像建築學，難以重複試驗。對一個建築物有許多設計方案，在建築完成之前很難判別哪一個設計方案合理，等建好了再評判往往就來不及了，因為「木已成舟」。在沒有把一種政策方案付諸實踐之前，任何一個經濟政策方案都可能是對的。如果採用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後果是嚴重的和無法挽回的。所以有人把經濟學家的對經濟發展的危險說得很「深刻」，指出：「唯一比經濟學家更危險的，是業餘經濟學家；而唯一比業餘經濟學家更危險的，是職業經濟學家。」
儘管如此，人類的經濟挑戰是現實的和緊迫的，例如非洲的長期貧困，日本的10年停滯，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危機等。這些越來越需要經濟學家作為一種對經濟問題的專家來提供正確的解決辦法。那麼，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對這個問題會有許多回答，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在討論20世紀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的看法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拙見。凱恩斯在談論他的老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時提出了對一個合格乃至優秀經濟學家的要求：
經濟學研究看起來並不要求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難道不是一個簡單之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一個簡單的學科，而精通者寥寥！這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從這裡得到解釋：即一位經濟學中的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後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在研究現在的同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人類的天性與習俗沒有哪些完全處於他的視野之外。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
應該說，凱恩斯對經濟學家多種才能融合的要求有一定啟發性。現在讓我們看看經濟學家所須具備的數學家成分。對21世紀經濟學發展來說，凱恩斯這句話快要過時了。凱恩斯沒有想到人類會發明計算機，帶來一場技術革命，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將很快超過人腦的運算速度。同時，經濟模型已經愈來愈複雜，比如，兩個國家的國際經濟學模型，根本沒有指望求出一個封閉的解，證明公理也很困難；只有用計算機模擬才能解經濟模型；計量經濟學也越來越多地從數字模擬轉向計算機模擬，否則難以算出估計值。在此情況下，數學家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今後的經濟學，是經濟學軟體工程學，今後的經濟學家，必須有計算機軟體工程師的水平。
讓我們看看哲學家成分。隨著經濟學科的專業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濟學家們開始重視技巧甚於哲學內涵。沒有哲學成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預見性。哲學預見性的一個勝利是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宇宙形成的星雲學說，這個預見比真正發現星雲早了許多年。例如，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馬克思對生產力的強調至今有深刻的影響力。
讓我們看看歷史學家成分。經濟學家要有豐富的經驗積累，然而人生短暫，懂得經濟歷史會加速經驗的積累，避免重蹈覆轍，歷史還將賦予經濟學家深邃的洞察力。許多人深信，當前的主流經濟學是正確的，前人的思想要麼被視為已包含在當前的經濟學知識中，要麼就是錯誤的，因而忽視了經濟學發展史，忽視了經濟學作為帶有科學屬性的學科會不斷發生科學革命，例如「凱恩斯革命」和古典經濟學的復興(新古典經濟學)。
讓我們看看政治家成分。經濟學家與政治家是有區別的。經濟學家必須以學問立身和顧及自己的信譽，學問要靠艱苦的研究，信譽要靠長期的積累。歷史表明，經濟學家通常做不了政治家，政治家多出於律師，因為經濟學家不能像律師那樣在多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其實，凱恩斯所欣賞的「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的品質在企業家中也可以找到，因為企業家必須務實，不能脫離市場環境，否則企業的產品就跟不上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而且，企業家還有創新能力，這是經濟學家從事經濟研究所必需的。
再談談藝術家成分。經濟學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特別體現在經濟學的政策層面上。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態都難以用一種經濟模型來完全表達，好的經濟政策也不是根據某一種模型單純推出來的，而是一種綜合經驗、知識甚至靈感的對未來的正確判斷。在執行經濟政策中，怎樣把握政策的時機和力度又是一種藝術。
但是，凱恩斯強調了綜合性而忽視了專業性。經濟學已經發展到有許多分支，在一個小的領域做專家就很難了，了解經濟學的整體幾乎不可能，必須有所專攻。對一個領域有深入研究，對其他領域了解就相對容易，可能享有「一通百通」之經濟規模。但經濟生活往往是複雜的和系統的，過分專註於一個學術領域，在面對現實經濟問題時，有受單一學科限制的風險。有人打過一個比方，如果一個屋子裡有50個數學家在討論一個數學難題，那麼，這50個數學家往往會認同一個觀點；如果一個屋子裡有50個經濟學家在討論一個經濟政策問題，那麼，這50個經濟學家往往會有50個觀點。這就好比古代印度寓言中那6個盲人摸象一樣，每人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便自稱認識了大象，結果6個人就有6種關於「大象長得像什麼」的不同觀點，並為此整日爭吵不休。
即使一個經濟學家既有專業性又有綜合性，還是不夠的。一個合格經濟學家還要終身學習。薩繆爾森曾說：「會說供給和需求的鸚鵡也是經濟學家」，這種觀點其實是可笑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經濟生活在永恆地變化，每個時代的經濟學家都面臨那個時代的挑戰」。經濟生活在變，經濟規律也在變，經濟知識就必須跟著變。例如，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資本賬戶危機不同於在此之前的經常性賬戶危機。所以，知識不是力量，學習才是力量。
綜合上述，一個未來合格的經濟學家應當既是某一個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又具有計算機軟體工程師、哲學家、歷史學家、企業家和藝術家諸種才能的綜合，還是實踐終身學習的人。人類經濟的繁榮和挑戰需要大量這樣合格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曾夢想有朝一日經濟學家作為一種職業像牙醫那樣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是我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願與讀者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