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曾說過，「人只有獻身社會，才能找到那短暫而有風險的人生價值」。
1991年，20歲的我下決心改行從事經濟學工作，立志投身到中國經濟改革和建設的歷史洪流，將自己微小的生命體融入中華民族經濟復興的偉大進程。時至今日已有18年了，痴心不改，矢志不渝。
著名經濟學前輩吳敬璉先生的崇高責任感是我學習的榜樣。他以70多歲高齡立於國內經濟浪潮前沿，他說，「我對經濟學的執著沉迷，說到底，是為了解答一個困擾了好幾代求索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怎樣才能振興百年積弱的中國。學以致用，古有明訓。既然我從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國榮辱興衰繫於改革的結論，自然就應當身體力行，把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貢獻給經濟改革這一偉大的事業。」
林毅夫老師也是我的榜樣，1986年作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回歸祖國的海外經濟學博士，他對中國歷史的深邃理解讓我欽佩。他引用東漢名將馬援「馬革裹屍」的誓言以明志：「軍人的理想是馬革裹屍還，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累死在書桌上」。這句話可謂真情流露，感人肺腑。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在1999年，我曾和我在劍橋大學的中國校友相約，要為中國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實現作出各自的努力，並要活到中國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那一天。在2002年發表的《什麼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一文中，我有感於凱恩斯對經濟學家應是多才多藝的觀點而寫道：「一個未來合格的經濟學家應當既是某一個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又具有計算機軟體工程師、哲學家、歷史學家、企業家和藝術家諸種才能的綜合，還是實踐終身學習的人。人類經濟的繁榮和挑戰需要大量的合格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夢想有朝一日經濟學家作為一種職業像牙醫那樣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是我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我有一個中國夢想，就是活到2049年，中國經濟發展第三步戰略目標實現的那一天，如果我能獲得「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這一句評價，就此生無憾。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妻子王佳平和女兒姚慶蕾。妻子和女兒無條件的支持是我度過每一個艱苦創作之夜的不竭動力。弟弟姚余梁博士、好友劉豐、趙炳陽詳細審閱了每一份初稿，提出了寶貴的修改建議。焦遠超、張藝、鄭海燕、卓新、張建勝和沈波都仔細閱讀了每一稿，給了我重要的修改意見。我感謝吳曉波的鼓勵，希望他對我完成的「亞布力之約」感到滿意，我也感謝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那是迸發思想光芒的地方。承蒙中國著名書法家王守棟為本書題寫書名，中國著名辭賦作家王步高先生對《中國夢想賦》的指導，感謝兩位國學大師義務賜教。我想他們不是看重作者本人，而是對重燃中國夢想的深深欺許。中信出版社的編輯沈家樂和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的王留全是兩位有文化底蘊和嚴謹的編輯，為此書付出了辛勞。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最後，我要聲明的是，本書僅是作者多年的學術成果和個人觀點，與任何組織和機構無關，希望得到互聯網時代媒體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