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應認真研究日本經濟的經驗和教訓。正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所說：「依我看，中國應對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發展與中國現時的發展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日本曾有過15年的高速增長年份，那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1972年為止。在那時候，日本的經濟學家們認為，日本的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每年10%，其後出現了『石油衝擊』，日本經濟學家們改口說，不是10%，而是7%～8%。其後又出現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他們又說，不是7%～8%，而是每年5%。現在面對最新一輪的經濟衰退，他們又說應該是3%～4%。由此可見，從20世紀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長給日本人帶來了超現實的樂觀情緒，以為這種快速勢頭會永遠保持下去。但是縱觀自19世紀中葉以來的日本經濟，它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極有可能會重新回到這個平均值上。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長率那也是非常難得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經濟奇蹟。如圖4-6所示，1955～1973年，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在這18年間，實際增長率年均為9.7%，令世界瞠目結舌。1955年底，日本政府以充分就業和經濟自立為目標，預定的年均增長率為5%～6.5%。1956年，日本加強電力工業建設，從國外進口原油，促進了煉油工業的發展。1955～1957年，日本出現了第一次經濟發展高潮。日本人把這個意想不到的繁榮，稱為「神武景氣」。實際經濟增長率大大超過了政府預定的目標。1958年，日本開始生產汽車、電視及半導體收音機等家用電器，鋼鐵取代紡織品成為主要出口物資，出現了第二次經濟增長高潮，稱為「岩戶景氣」。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參與該計畫制定的經濟學家下村治提出建議，「日本經濟現在正處於歷史性的勃興期，國民創造能力的解放，乃是這種歷史性發展的動力。儘管1959年經濟急劇膨脹，增長率達到17%（當時統計的名義增長率），但仍繼續穩定地向前發展」。
自1961年起，日本年經濟增長達到11%，日本用10年的時間讓經濟總量翻倍。為迎接1964年東京奧運會，大量建造體育場館等設施，1963年後社會基礎設施投資和民間設備投資都出現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奧林匹克景氣」。1964年10月，當東京奧運會隆重開幕時，東海道新幹線、東京高架單軌車、首都高速公路網、地鐵、名古屋-神戶高速公路已相繼通車，日本國民生活開始流行「三大件」，即當時有所謂的「3C」（新三寶）：汽車（car）、空調（airditioning）、彩色電視機（colortelevision）。「伊弉諾景氣」指的是1965～1970年期間連續5年的經濟高增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周期。1970年3月15日～9月13日大阪舉行了世界博覽會，主題是「人類的進步和協調」，有8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加，入場者多達6421萬人，取得巨大成功，促進了以大阪為中心的關西經濟區的崛起。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GDP總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4000美元。1955年，日本經濟總量只相當於美國的6.0%，而1973年對美國的比重提高到了35.1%。
1974年1月，「石油危機」爆發。這一年日本經濟增長率銳減，實際經濟增長率首次出現了負數，宣告了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日本自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以後，只是在1995年發生阪神大地震時出現過短暫增長，之後一直處於長期低迷。從1991年至2001年，是日本經濟「失落的第一個10年」。2002年後，在國外需求特別是中國進口上升的拉動下，情況有所改善。2007年增長速度有所回升，但基礎仍然相當脆弱。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機，日本經濟輕易衰退。
為什麼日本經濟會突然減速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研究它的製造業。「日本製造」征服了整個世界，尤其是汽車、電子、造船以及鋼鐵等產業擁有多個世界級企業。日本的工業界幾乎都是機械化，比如高級精密儀器和精密機床國際一流，而且可以說是效率非常高的產業。日本由於國土面積的限制，沒有開發商業飛機項目，卻選擇了機器人的技術路徑，工業用機器人的生產量約佔世界的7成。「日本製造」擁有高品質的國際形象。豐田汽車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成為全球管理界學習的典範。日本靠製造業維持了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的水平。
日本製造業增長和工業增長呈高度正相關，而正是製造業減速，才拖累日本整個經濟活動下滑。日本製造業技術進步在工業經濟內已經到達「精湛」的程度，可挖掘的潛力有限，資本邊際生產率下降，投資的積極性也逐漸喪失，經濟因此會停滯下來，進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製造業利潤在經過40年的高速增長後，在1991年進入平滑期，2002年雖再次大幅度上升，但2007年以後又停止增長，這說明製造業利潤上升的長期穩定趨勢已不存在。
日本沒有敏感地發現信息革命的出現。20世紀70代末本應發起經濟體制改革，但日本一方面忙於應付石油危機和浮動匯率體制的出現，另一方面又沉醉於遠高於世界平均值的經濟增長，錯過了實施經濟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機。缺乏經濟體制改革，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滯後使日本沒能搭上「新經濟快車」。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沒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日本企業仍然沉浸在製造業內精益求精，沒有將信息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喪失了持續增長的機遇。如圖4-7所示，2001～2008年，日本軟體企業投資增長不快，沒有大幅度上升，與製造業投資相距甚遠。
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一書中指出，因為日本晚了一步搭上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所以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即陷入長期衰退。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了。2001年，德魯克在《經濟學人》雜誌上也指出：「日本在心理上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製造業衰退的事實。畢竟，日本之所以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是因為在20世紀後半期成為了世界製造業中心。我們絕不應該低估日本這個民族。縱觀日本歷史，他們表現出一流的應對現實的能力，而且他們可以做到一夜之間就改變。然而，由於製造業是日本經濟成功的基礎，製造業下降對於日本來說仍然是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在2002年出版的《學習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失掉了信息革命機遇：
20世紀70年代後，日本有沒有產生新興部門的機遇呢？回答是肯定的。從1971年以來，世界經濟悄然出現了一個革命性技術創新，即信息技術，帶來一場技術革命的衝擊波。這要求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之外，誕生和發展新興信息技術產業，整體經濟結構由機械化、電子化轉向信息化、網路化；企業制度也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此時，「贏者的詛咒」應驗了。由於日本製造業的專有資本（先進的設備，人力資源和企業組織方式）積累水平很高，相應的工資水平也高；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體制對信息革命反應不敏感，新興的信息部門得不到原始資金供應，工資水平較低。所以，沒有人願意到新興的信息部門去工作。結果是日本製造業的投資收益率進一步下降，新興部門又成長不起來，經濟結構調整不過來，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使日本經濟未能成功轉軌的，恰恰正是曾經在工業經濟時代風光無限的經濟制度：
第一，主銀行制度。日本的主要企業，都有一家大銀行作為主銀行，主銀行既是主要的貸款人，又是這家企業的主要持股人。在此過程中，銀行與企業形成密切關係。這使得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能滿足長期投資的需要。這種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業總有投資機會，且投資有效。一旦投資失敗，銀行體系就承擔了企業部門的大量系統風險。我們知道，在一個特定的生產力革命過程中，隨著資本積累，邊際收益遞減，投資回報下降，投資機會必然會逐漸消失。同時，這種主銀行制度對高風險的私募投資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間風險投資不活躍，缺乏美國式的靈活融資機制。日本創業家要向金融機關借錢相當難，萬一創業失敗就必須背負大量負債。
第二，日本企業終身僱用制度。大企業的終身僱用制度，促進了員工的忠誠度和敬業精神，也鼓勵企業對員工人力資本進行長期投資，提高了員工的勞動生產率。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處於製造業的高速增長期，日本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引發了美國經濟學界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