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長或者其他根本性經濟因素的長期變動所引起的，但是由於這些變動具有漸進性，所以容易被同時代的人忽略。」
目前中國經濟正在面臨5個漸進性的長期趨勢：
一、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供給革命正在向全球擴散，納米技術革命開始嶄露頭角，中國經濟面臨生產力革命的考驗；
二、中國勞動力供給在2014年到達頂峰後下降，人口紅利 退色，老齡化趨勢不可阻擋，中國人口的中位年齡將從2008年的平均33歲逐漸增長到2049年的近45歲，中華民族整體創造力受到挑戰；
三、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不斷提高，人的經濟價值隨之上升。中國已經從建國時的基本文盲國家提高到初中教育水平國家，這個趨勢將繼續保持，到2049年，中國的平均教育年限將達到12年，成為一個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國家；
四、財政負擔加重，眾多領域需要財政支持與投入。社會保障體系有一個潛在的負債，教育需要5%的GDP規模的財政投入。自主創新全面上升為國家戰略，需要每年4%的GDP的財政投入。中國的醫療保險費用將隨著人口老齡化而逐年增加；
五、儲蓄率在維持高位的同時略有下降。隨著中國國內投資機會的逐漸減少和消費理念的代際更新，「中國消費」將適度崛起。
中國5個趨勢中的前3個趨勢與管理大師德魯克在2001年為《經濟學人》雜誌所撰文《下一個社會》中的3個主要趨勢不謀而合：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例下降；年輕人口在社會中的比例下降；勞動力向知識工作者轉型。第4個趨勢帶有國際普遍性，也有中國的特殊性。但在5個大趨勢中，生產力革命還是最根本的和最具有決定性的。隨著製造業投資收益的逐步遞減，必須通過「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抓住新的生產力革命，增加有效供給，才能提供投資機會，刺激投資活動，推動經濟增長。只要中國經濟能長期保持又好又快地增長，就會為解決財政負擔、解決結構性失業等矛盾贏得足夠的時間和政策空間。
從目前來看，世界上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後，未來可能至少出現3次生產力革命：一是正在進行的信息技術革命，信息技術革命將進入「雲計算」時代，互聯網的存在和應用就像電一樣，已經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不知不覺。二是初露鋒芒的生物技術革命，生物工程的突破領域將越來越廣泛，涉及健康、醫療、農業和環保等。三是潛在的納米技術革命，納米革命將重構微觀世界，顯示出我們無法想像的物質特性。納米技術和生物技術相結合，將產生一場生產力「組合革命」。
人類將「長出」納米翅膀，通過生物電流驅使，像天使一樣翱翔於藍天；人類將使用納米微型機器人，在血管里不斷清掃沉澱物，心腦血管疾病將像普通感冒一樣容易治療。2006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對科技革命作了簡潔的概括和預測，「進入21世紀，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將深刻地改變經濟和社會的面貌。信息科學和技術發展方興未艾，依然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導力量；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迅猛發展，將為改善和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發揮關鍵作用；能源科學和技術重新升溫，為解決世界性的能源與環境問題開闢新的途徑；納米科學和技術新突破接踵而至，將帶來深刻的技術革命。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為技術和經濟發展展現了新的前景。科學技術應用轉化的速度不斷加快，造就新的追趕和跨越機會」。
中國製造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創造的崛起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高增長將依靠製造業持續到2029年，但2029年之後，中國新經濟能否衝出工業經濟邊際收益遞減但又佔有主要經濟資源的困境？否則，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日本經濟那樣的長期停滯。經過1995～2006年的增長，中國信息產業從無到有，2006年已佔整個經濟總量的5%，這個比例難能可貴。中國的信息產業革命是從通信開始的，互聯網和手機市場的增長速度每年大約為20%，13億中國人中已經大約有手機用戶6億，網民超過2億，都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3G手機普及後，互聯網和手機行業將重新洗牌，中國信息產業能否繼續高速增長，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從2029年起，中國新經濟產業需要保持高增長，成為名副其實的主導產業。
從1840年起，中國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時間之長，代價之大，是誰都沒有想到的。農業技術的高水平，並不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充分條件，中國在18世紀、19世紀相對歐洲具有高水平的農業技術，但錯過了工業革命機遇就是明證。中國製造的成功並不能保證中國新經濟的出現。在創新時代，即2029～2049年，有20年的時間，這20年比前面所有時期都困難。中國經濟需要靠自主創新艱難前行。中國經濟必須建成「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才能完成從工業經濟向「中國新經濟」的艱難轉軌，製造業產生的大量結構性失業是難以避免的。熊彼特式的創新是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只有摧毀舊的產業，才能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2029年後，信息產業、生物產業和納米產業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由於人口結構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接近盡頭。如圖4-1所示，從2009年至2049年，假設現有計畫生育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根據聯合國對中國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預測，中國將先後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年齡段的人口）和勞動力三大高峰。總結起來，中國人口長期動態有3個特點：
一是總人口在2030年前後達到最高峰，人口總量達到峰值後開始緩慢下降；如圖4-1所示，總人口在2030年的峰值是14億人左右。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外普遍預計21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將達到16億人的高峰，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中國的出生率會下降得這麼快。
二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在2014年左右達到峰值。根據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數據判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的轉折點將在2014年達到，比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要來得早。儘管馬上達到最高點，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龐大和減少緩慢，使創造就業和減少失業成為當前和今後較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
三是勞動力在2014年左右達到高峰。假設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基本不變，今後40年勞動力增長率將從建國前60年的2%增長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於沒有增長，表明人口紅利已經逐漸淡出。具體地說，品牌時代的年平均勞動力增長率約為0.8%，創新時代的增長率為0.5%。
中國人口紅利消退是國內外經濟學界普遍認同的大趨勢，但是國內外經濟學界對中國教育紅利長期延續的可能性估計不足。
中國政府大力開發人力資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負擔轉變成一種人力資源優勢。根據《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表4-1量化了中國教育長期規劃。2010年高中階段教育普及程度將比2005年52.7%的毛入學率明顯提高，達到80%左右，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規模基本相當。在1998年高等教育大幅度提升後，該《綱要》提出要適當控制高等院校招生增長幅度，穩定招生規模，2010年在學人數達到30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5%左右，在2020年達到40%，在2050年達到55%。但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與國際上普遍的普及率還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國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達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按照《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的長遠規劃，運用王燕和我在世界銀行提出的人力資本計算方法，計算出未來人力資本的變化。如圖4-2所示，2049年中國勞動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將達到12年，即實現高中畢業的目標。在品牌時代，人力資本增長率從價格時代的年平均2.21%下降到1.22%左右，在創新時代基本保持在1.40%左右。
圖4-3顯示中國未來40年的人力資本結構變化。可以看到，大學人力資本有大幅度上升，接近40%左右，小學水平的人力資本將消失，大學水平的人力資本將佔40%左右，表明「知識社會」的出現，但初中和高中水平仍占微弱主體。
2001年，管理大師德魯克描繪「下一個社會」形態時認為：「『下一個社會』將是知識社會。知識會成為社會的關鍵資源，知識工作者將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它具有下列三種主要特質：一、沒有疆界——因為知識的傳播甚至比資金流通還容易；二、向上流動——每個受過正規教育的人，都有力爭上遊的機會；三、成功和失敗的幾率均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