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你同處一個時代，我感到很榮幸！」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兩位核物理學家見面時的第一句話。我今天想向所有當代中國人說這句話，因為我們同處於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懷著5000年的歷史滄桑感，我於2001年曾斷言：「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集改革、開放和穩定於同時。」這一觀點現在已經為國內外許多人士所認同。
為什麼得出這個結論呢？中國5000年歷史，我們來作粗略的統計：中國穩定的時期有多長？春秋戰國就是800年，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諸侯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老百姓呢？魏晉南北朝的分裂也長達369年。每個王朝在建立時都比較穩定，後來就出現財政危機，無法應對內憂外患，預期壽命是200～300年。大略算一下，中國歷史真正的穩定時期也就是1000年左右，是整個歷史的1/5時間。
好，我們再概算一下改革時期有多長？中國一直有改革的傳統。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然而，在5000年歷史上經濟改革時期畢竟太短了。公元前422年，魏文侯（公元前424～387年在位）任命李悝為相，實行變法，其中之一就是實行著名的「平糴法」，用市場經濟手段平抑糧價大幅度波動，豐年時政府以平價購入糧食，災年再以平價出售，避免穀賤傷農。公元前361年，秦國實施「商鞅變法」，雖然成功了，但中國當時的百姓處於戰國爭雄的混亂時期，無法推行至全國。公元8年，王莽新政，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制止土地兼并帶來的稅收減少，王莽仿照《周禮》推行「王田制」，以「王田制」為名恢複「井田制」，但經濟上行不通，推行幾次貨幣改革，以同值小錢幣換大錢幣，引發民間私自鑄幣狂潮，被「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規律打敗。為了打擊盜鑄，王莽實施重罰，班固《漢書》記載當時「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結果，「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阻止了盜鑄，卻沒有建立新貨幣的信用，又禁止當時受歡迎的「五銖錢」的流通，結果新朝經濟失去標準貨幣作為基本流通工具，經濟迅速崩潰。據《漢書》記載，「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一次蝗災，便引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公元23年，農民起義軍攻進長安，王莽被殺，「王莽新政」失敗。北宋王安石變法，沒有經過試點，在具體實施中出現一系列問題。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馬光出任宰相，盡廢新法。明末張居正，勇於任事，中外仰望風采，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是貨幣化納稅的嘗試，國家收入大增，加上「考成法」提高了政府運轉效率，《明史》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10年內明朝中興。但萬曆皇帝在張居正死後就廢除了大部分改革，逐漸花光了財政盈餘。爾後後金在關外崛起，竟措手不及了。
這5次經濟改革都發生在不開放的時期內，算100年左右，約佔中國整個歷史的1/50。接下來再來算算開放時期。漢武帝時期，唐太宗時期，魏晉南北朝，忽必烈時期和明成祖時期算開放，1433年鄭和第7次下西洋後，就開始了400年的閉關鎖國。開放時期算500年，約佔中國歷史的1/5時期。回頭看看，我們大部分歷史是改革時期不開放，開放時期不改革，改革開放都有的時期卻不穩定。改革、開放和穩定同時發生的幾率是千分之一以上。全面繁榮的唐代「貞觀之治」（公元627～649年），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對外開放、文化繁榮的太平盛世，可惜曇花一現，只有23年。所以，單純從概率統計上算，當今中國的局面是千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是千年等一回。
改革、開放和穩定這三個必須同時滿足的基本條件背後有很深刻的經濟道理。沒有穩定，就沒有投資信心，經濟衰退，稅基減少，開支增大，國家財政困難，必然壓縮公共開支，教育經費首先會被縮減，這就是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人均教育年限低於1年，基本上是個文盲國家的原因。同時，沒有穩定，中國經濟會陷入低儲蓄率的困境。人們以為中國人天生愛儲蓄，儲蓄率在30%以上是天經地義的，可能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尊重老人，愛護孩子，家裡存點兒錢以備不時之需。我曾經也是這樣認為的，但事實並非如此。2001年，我在劍橋大學經濟系馬歇爾圖書館裡看到費正清教授對中國近代的儲蓄率估計，只有10%左右！當時很是震驚，感到穩定太重要了。教育投入減少和低儲蓄率不光是中國近代歷屆政府的政策失誤，也是國家不穩定的必然經濟後果。
沒有開放，就沒辦法參與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對世界上爆發的生產力革命就會毫無準備，結果在某一個通用的技術範式內陷入「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經濟發展長期停滯。1433年，在鄭和第7次下西洋之後的長期海禁使中國對島國英國的工業革命一概不知。1820年，英國經濟出現爆炸性增長，財富積累速度是農業經濟無法想像的，在短短20年內就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征服了世界。對生產力革命的無知是比「鴕鳥政策」還致命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世界製造業出現轉移機會，東亞國家和地區以出口為導向，憑藉低成本勞動力，參與國際製造業分工，創造了「東亞奇蹟」，而中國對外貿易額小得可憐，不知道從何處切入國際貿易體系。1971年，信息革命在美國悄然爆發，中國仍基本上國門緊鎖，對此毫不知情。1978年5月28日，鄧小平會見阿爾及利亞總統特使時講：「過去『四人幫』干擾，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連世界是個什麼樣子都不清楚。如果說60年代前半期我們同世界技術上的發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麼這十多年則拉得很大。」
經濟體制改革也是至關重要的。生產力革命的影響是不確定和不可預知的，供給曲線大幅度向右平移，這要求經濟體制不光有配置效率，還要有適應性效率，要能隨時進行調整，創造有效供給。在生產力革命發生時，企業的贏利模式也是難以預料的，企業壽命越來越短。沒有改革，經濟體制會逐漸僵化，贏利模式就會過時，抓不住新增長的機遇，就會最終陷入停滯。
1997年，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劍橋大學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研討會」。當時，國外對香港未來有很多擔心。我說，有一個改革、開放和穩定的祖國，就一定有一個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後來，新華社在報道中提到了我的這段發言。我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大陸經濟會長期快速增長，7年翻一番，拉動香港經濟增長是不成問題的，更不用說大陸和香港積極的互動和合作。香港回歸12年來，在祖國的強大經濟支撐下，香港經濟經歷了痛苦的製造業結構調整，戰勝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並將最終順利渡過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難關，超越「東亞奇蹟」，繼續演繹「香江傳奇」。
李鴻章感慨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可謂超越他所處時代的振聾發聵之音。1901年11月7日，他在京郊賢良寺去世時，老淚縱橫，眼睛始終不閉，「雙目猶炯炯不瞑」。只有當聽到「公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才「目乃瞑」。可見，他對中國處境的極端無奈和擔憂。他沒有想到，中國在1949年終結長期動亂，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紙幣體系，走出債務危機，獲得宏觀經濟的穩定。而且，中國政府成為人力資本的「第一推動力」，終於使中國經濟走出千年的「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出生率下降，完成了經濟起飛前的必要準備，終於在1978年迎來一個「五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最早主張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顧准在「牛棚」里跟吳敬璉說，預料中國的「神武景氣」 之時一定會到來的，要守時待機。
1974年12月2日夜，顧准彌留之際告訴吳敬璉「打開行軍床休息」，充滿了對這位未來中國經濟學大家的愛惜之情。顧准去世後，吳敬璉幫著把他推進了太平間。吳敬璉女兒後來問他：「難過的感覺是什麼樣的？」他回答說：「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顧准知道中國已經具備經濟起飛的條件，比李鴻章更有信心。顧准設想的「神武景氣」在他去世4年後來臨，但顧准沒有想到中國經濟竟會出現多個連續的「神武景氣」，在30年里平均年增長率高達8.66%。如圖3-10所示，中國人均收入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