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乾和地支按順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組合，從「甲子」起，到「癸亥」止，滿60年為一個輪迴。所以，甲子是重要的歷史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建國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個60年。60年，一個輪迴，成就了「中國大變局」，充滿了勝利與曲折、奮鬥與艱辛、光榮與夢想。第一個甲子輪迴的結束，進入後「中國大變局」時代，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時代。
從1820年英國爆發工業革命開始，國際經濟格局在過去200年里發生了戲劇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蒸汽機的發明使英國的紡織業在全球進行產業鏈布局。歐洲經濟佔全球經濟比重在19世紀末上升到超過40%，主導著全球經濟直至美國崛起。中國和印度在19世紀初都是經濟上強大的國家，但因沒能適應工業革命，這兩個經濟巨人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相對比重迅速下降，最後更淪為經濟上無足輕重的國家。1900年，美國經濟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1929～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引發世界經濟危機。1934年，美國投資活動驚人反彈，逐漸走出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如日中天，一度佔世界經濟總量的40%以上，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20世紀70年代，日本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和韓國因為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以「亞洲四小龍」聞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長，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產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就此陷入長期停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奇蹟」輝煌不在，至今金融體系雖已經修復，但高投資率已經消失了。美國則成功應對了日本和德國迅速趕超帶來的挑戰，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經濟，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陰霾，1992～2001年開始了長達10年的經濟繁榮，直到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產泡沫破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金融危機。在大西洋彼岸，歐洲從1957年的《羅馬條約》 開始，就逐步追求經濟一體化，最後催生了歐洲聯盟。
歐盟從5國擴大為如今的近30個國家，建立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並發行了通用的貨幣——歐元。但是，歐洲經濟好像得了「歐洲硬化症」，歐洲中央銀行過分關注防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在應對經濟下行情況時反應遲緩，經濟增長的勢頭遠不如預期。前東歐國家因「休克療法」 ，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大幅度倒退，後因加入歐盟一體化，經濟制度迅速趨同，人均收入也快速與歐盟趨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建議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個正在崛起的新興經濟體，杜撰了「金磚四國」（BRIC) 這個詞，這個稱謂迅速在國際上流行起來。巴西經濟1998年渡過危機後發展穩健；俄羅斯經濟也迅速發展，但由石油價格引起的「荷蘭病」 在世界金融危機中開始有所顯現。
過去200年，中國經濟是悲情和光榮同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長期處於貿易逆差和通貨緊縮的困境，更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使清政府陷入財政危機。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
進入20世紀，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內憂。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辛丑條約》使中國經濟最終發展成為債務危機，過高的稅率和實際利率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層。可以說，中國人兩種心態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強和責任感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救亡和圖強成為這100多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政治發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隱含在中國人的心中，自信變得嚴重不足。與印度不同，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國在殖民地期間無意中培育起來的。中國經濟曾長期處於世界第一的自我認知，1840年後中國經濟地位一落千丈，這種天壤之別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識中的巨大歷史悲情，也因經濟發展長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1900年，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把這種豪情和悲情交織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悲情到了最高點，就是殤。國之殤，在經濟。正如屈原《九歌·國殤》寫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1905年12月8日清晨，時年31歲的陳天華寫下近3000字的《絕命辭》之後，在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以死警醒國人，留下了「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的悲嘆。陳天華的殉國是中華民族從1840年以來不斷加深的悲情的典型體現。
1911年清政府垮台，這本應該是中國新政府重組外債，走出債務危機的好機會。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為了贏得外國金融貸款的支持，繼續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同時又無力改變中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使中國經濟在債務危機的泥潭中無法自拔。1929～1936年，中國經濟在短期內確有較大起色，但沒有對中國經濟長期宏觀失衡提出根本的解決辦法。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成功實施了貨幣改革，放棄了「銀本位」，採用了紙幣即「法幣」。但在財政紀律鬆弛和沒有處理好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只有通過繼續對外借款維持法幣在外匯市場上的可信性，這在短期內是可行的，但長期是不可行的，反而會加深債務危機。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經濟發展全面中斷。1945～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對內控制不住財政赤字，對外解決不了病入膏肓的債務危機，最終釀成惡性通貨膨脹。
從1840年至1948年，與中國問題對症的兩副葯就是：必須從需求方面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和因其導致的債務危機和必須從供給方面解決因人力資本低下導致的「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沒有能力解決這兩個根本性經濟問題。其結果是，中國經濟面對工業革命毫無反應，而且因債務危機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長期停滯不前。
「中國是一隻睡獅，當它覺醒的時候，世界將為之震撼。」這是拿破崙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是一個開天闢地的歷史事件，普天同慶。
1949年後的短短几年內，新中國政府馬上向世人證明有能力控制財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建立了穩定的紙幣體系（人民幣），廢除不平等條約，扭轉了困擾中國經濟百年的貿易逆差，對近代的外債實行了徹底重組，成功擺脫了資本項目下的債務危機，為經濟增長贏得了前提條件。
1949年後，經過艱辛探索，中國經濟在計畫經濟體制內奠定了工業經濟的基礎，提高了人力資本積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開創了經濟增長的千年變局，同時也結束了百年中國人民生活水平處於世界最底層的悲劇。鄧小平會見時任賴比瑞亞國家元首多伊時，被問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鄧小平總結了建國第一個30年的經濟成就，「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工業方面，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儘管還很落後，但比過去好多了」。
創業多艱，好事多磨，中國也付出了代價高昂的學費。1958年「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三年困難時期」的重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