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康乾盛世」同時，歐洲走出長達800年中世紀的黑暗，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一系列新知識、新技術被廣為接受。18世紀初，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萊布尼茨建立了微積分體系，培根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時代召喚。更重要的是，英國在1820年發生了工業革命。而此時中國仍沉浸在「中央之國」的榮耀和農業經濟繁榮的落日餘暉之中，失去了想像力，不知道世界已經發生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的巨變，逐漸被「煮青蛙」了。用《漢書·藝文志》的一句話說就是「人心猶狃於故見，天意已另換新局」。
工業革命導致了世界經濟格局的「乾坤大挪移」。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指出：「國際力量的對比逐漸變得不利於舊有的一流強國，而有利於那些既有資源，又善於組織利用新生產工具和新技術的國家。」從表2-3可以看出，從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里，工業革命導致了世界製造業相對份額的劇烈變化。製造業相對份額的改變就代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一方面是大國崛起。首先是英國的崛起。英國抓住生產力革命的機會，從一個島國變成世界經濟第一強國，在1880年時達到世界製造業份額的第一。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英國向世界展示了英國工業經濟的輝煌和英國人的日常生活。
其次是美國的青蛙式跳躍，其佔世界製造業份額從1750年的0.1%狂飆到23.6%，超越英國。再次是德國緊追不捨，1871年德國統一後，完成了一場從上到下的工業革命，以巨人般的步伐進行追趕。到1900年時，其佔世界製造業份額逼近英國，造成歐洲經濟實力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大國沒落。中國、印度及巴基斯坦製造業總份額從1750年佔世界總額的近60%，下降到1900年的8%。中國和印度在農業經濟中領先，但在工業經濟中落後了，兩個文明古國衰落了，曾經作為世界經濟「領頭羊」的中國和印度被西方國家拋在了後面。日本在世界的經濟份額變化不大，說明在工業革命的洗牌中，日本基本上維持了其經濟地位。由於中國和印度兩個經濟巨人相繼跌倒，日本成為亞洲新貴。
英國憑藉工業革命的先機，建立了跨越五大洲版圖和超過羅馬帝國的「大英帝國」。1839年，蒸汽機已經武裝到炮艦上，可以跨洋遠征了，英國海軍控制了全球海洋。在炮艦的強大火力之下，仍停留在農業經濟中的國家不堪一擊。先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埃及被征服了，然後是印度。中國已經喪失了世界經濟領先地位，失敗只是時間問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對中國面臨的局面有深刻認識，並惟妙惟肖地描述了16世紀大明王朝在張居正死後的歷史定格，也就是尚未與工業革命潮流衝突時的狀態。
他說，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複故態絕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但是，這個「翻天覆地的機緣」使中國經濟陷入百年沉淪，社會長期動亂，人們赤貧的生活水平持續了100多年，代價太大了，屈辱太沉重了。馬克思曾經深刻而有遠見地指出：「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要在最後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按歷史時期追尋，中國經濟百年停滯前期是因為「洋務運動」的失敗，後期則是由於長期國際收支不平衡和《辛丑條約》的天價賠款使中國經濟陷入債務危機。
一個沉淪的頭號經濟強國和一個新興的頭號經濟強國的碰撞終於在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是中國千年歷史的轉折，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1839年8月初，清政府禁煙，英國東印度公司積極在英國國內遊說，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對清朝展開軍事打擊。戰爭議案以9票的微弱優勢通過，除了表明英國對用罪惡的鴉片貿易借口開戰的內心道德譴責，還有對中國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的深深疑慮。1840年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到達珠江海面。
這樣的情景，對清政府來說，就好像好萊塢大片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樣，在海面上突然出現一大群不明物體，驚詫至極。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儘管水軍提督關天培英勇蓋世，但中國的守軍仍然無法抵擋英國裝甲炮艦的機動性和連續的火力。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打敗了曾經被世界認為是「真老虎」的大清帝國。經過兩年的軍事和外交較量，1842年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國際地位急速下降，清廷之國力及軍事外交方面弱點全部暴露，淪為「紙老虎」，引發外國侵略的狂潮。《南京條約》之後，不平等條約不斷出現，清王朝已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安格斯·麥迪森指出，在1820～1952年期間世界經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中國則是技術落後、內亂和外國列強入侵。麥迪森認為：「由於技術上的落後，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點，1840～1950年，中國一直被內亂和結盟的外國勢力對其領土和主權的入侵所困擾，這給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佔世界GDP總量為32.9%，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22%，遠遠低於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1.64%。
1892年，恩格斯認為「中國的生活水準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準」。2007年，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在《當中國改變世界》中說：「中國在此前相當長的時間裡曾淪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直到最近為止，它基本上悄無聲息。」
中國人均收入從1870年到1948年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麥迪森指出，從1890年至1952年，中國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率呈負的0.10%，這意味著人均收入在逐漸下降，而世界同期人均GDP增長率為0.93%，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
為了應對西方挑戰，從1860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的洋務派在全國部分地方掀起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1840年時，中國面臨的是一個列強（英國）的入侵，而美國、日本、德國和俄羅斯剛開始學習英國，紛紛走上工業化道路，對外還沒有成為新的列強。所以，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可惜，在這段難得的歷史機遇內，清朝以幾個地方政府推動的「洋務運動」卻犯了嚴重的戰略失誤。
「洋務運動」是幾個地方官員發起的，以「自強」為口號，通過引進大機器和生產技術，在幾個省成立了新的軍事工業。1861年，曾國藩創辦了安慶軍械所，標誌著「洋務運動」開始。1863年，曾國藩在安慶與「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進行了歷史性的「安慶會談」，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設備引進，具有傳奇色彩。曾國藩問容閎：「今日欲為中國謀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處著手？」容閎建議建一座西式機器母廠：「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容閎的建議打動了曾國藩。1863年12月3日，受清政府派遣，容閎攜公款6.8萬兩白銀，隻身赴美購置機器。兩年之後，即1865年，機器運抵上海，成為江南製造局的主要設備來源。1866年12月21日，曾國藩向清政府上了《容閎赴西洋採辦鐵廠機器有功請予獎勵片》，對容閎給予高度讚揚，稱「不避險阻，涉歷重洋，為時逾兩年之久，計程越四萬里而遙，實與古人出使絕域，甚難相等，應予獎勵，以昭激勵」。
我對這段歷史有兩點感慨。第一，容閎赴美採購機器，顯示出祖國對「中國留學生之父」的無限信任和「中國留學生之父」對祖國的無限忠誠。把6.8萬兩白銀交給一個認識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沒有兩國法律約束的陌生國度，這是何等的信任！容閎隻身攜帶大量現金，冒著巨大危險，歷時兩年，要購買機器和託運回國是何等艱難！西漢有張騫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閎出使美國，都堪稱不辱使命。誠如吐依曲爾 1878年4月10日在耶魯法學院的演講中對容閎的評價，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信賴中國，確信中國會有燦爛的前程，配得上它壯麗的山河和偉大的歷史」。
第二，「中國留學生之父」不是一個經濟學家，這是歷史的遺憾。我認為，容閎要是在安慶會談中向曾國藩建議買紡織機就好了。當時美國已經從英國學到了紡織機的技術，可以生產紡織機了。用6.8萬兩白銀可以建一個相當規模的紡織廠，中國勞動力和消費市場都沒有問題，建紡織廠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資，再去擴大再生產，讓原始資金滾動起來。等到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