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曾在農業生產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動地記述了3000多年前中國農業開疆拓土的場景，「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中華民族的祖先用火驅趕猛獸，用疏導的方式治理江河泛濫，「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個平原地帶供人們居住，可以有糧食吃了，然後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傳授和推廣農業技術，增加了農業產量，人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國在公元1～1839年期間，歷經了漢朝（公元1～220年）、三國兩晉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漢朝和羅馬帝國是同時代的強大國家。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記錄了西漢初年中國的基本狀況：「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羅馬帝國崩潰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復興了。而東漢在220年滅亡後，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369年的長期分裂，中國又奇蹟般復興，建立了統一的隋唐帝國。黃仁宇說，「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里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因此，中國經濟大歷史總體是延續不斷的。
中國農業經濟的繁榮一直持續到清朝。名畫《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首都開封市場嘆為觀止的繁榮景象。儘管增長步伐並非平穩，但中國在人口增加數倍和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情況下，通過持續的農業技術進步，奇蹟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長期穩定，同時經濟總量長期居世界第一，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國家，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托克維爾在19世紀初寫下的《論美國的民主》中評論道：「300年前歐洲人初到中國時，他們看到中國的幾乎一切工藝均已達到一定的完善階段，並為此感到驚異，認為再沒有別的國家比它先進。」
雖然中國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時間便更替一次，但經濟模式始終沒有改變。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尹懋可在1973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的式樣》一書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試圖解釋中國千年的經濟模式，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尹懋可認為中國早期的科技發展與歐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隨著人口的急劇增長，農業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長又進一步誘導農業技術的改進，如此反覆。中國的農業、運輸和製造業技術在前幾個世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極限，不斷增加的龐大人口使得農業用地嚴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調，使得勞動力十分廉價，人均收入只能下降，從而達到「高水平均衡陷阱」。這個陷阱又使農業剩餘減少，儲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資本積累，導致中國即使在14世紀已經接近近代工業革命的門檻，但仍舊無法誕生現代工業。
尹懋可的這一理論儘管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我認為其有4個不足之處：第一是對中國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論不符合歷史事實。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中國雖可能處於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裡，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僱用的勞動力，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顯然減少。」第二是工業革命需要很多條件，特別是類似紡織機的發明，資本積累不是充分條件。第三是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有本質的差別，農業技術改進得越好，越可能對工業技術置若罔聞。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軌既是一個經濟體制轉軌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結構問題。尹懋可在分析中國經濟時，注意點集中在中國沒有能獨立創造出工業革命上，這造成推斷超出應有的邏輯範圍，不免牽強附會。第四是忽視了人口高速增長的內生性。為什麼中國的人口總會出現高速增長呢？尹懋可沒有回答。我把人力資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對中國近2000年農業經濟的一個新模型。
以貝克爾、墨菲和塔莫若的經濟增長模型 作為主要的標誌，人口出生率作為內生變數進入模型，家庭同時決定養育後代的數量和積累資本的數量。貝克爾、墨菲和塔莫若得出兩種可能的均衡：一是「貧窮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隨低經濟增長率，這是人們常說的「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現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隨高經濟增長率。當人力資本投資收益越來越具有誘惑力，父母會越來越偏重於孩子的質量，減少孩子的數量，低出生率伴隨高經濟增長率。怎樣才能走出「貧窮陷阱」達到「高收入均衡」的狀態呢？貝克爾、墨菲和塔莫若對人力資本的「第一推動力」 沒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議，只認為需要歷史的運氣，對人力資本的巨大投資才可能觸發經濟由「貧窮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過渡。英國工業革命的伴生特徵是人口轉型，即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歐洲文藝復興和以牛津、劍橋為代表的大學制度的建立帶來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國人力資本的「第一推動力」。
從公元1～1839年，中國的經濟模式基本相同，進入了一個「高技術水平、低人力資本、高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停滯」的「高水平動態均衡」。由於人力資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農業技術的改進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長帶來人均土地的減少，又推動農業技術的持續改進，如此往複。中國在較高的農業水平上維持了巨大的人口數量，產生了巨大的經濟總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變。用一個醫學例子來說明：人體超重容易導致高血壓，就是因為心臟供血能力跟不上體重增加。
我把中國經濟總量比作人體的體重，把血壓比作人均收入，血壓上升表示人均收入減少。這個人體體重增加很快，但血壓沒有升高，人體仍然健康如初，因為這個人體的心臟越來越強有力。這個心臟就是中國對技術的持續改進能力。如果中國沒有持續改進技術的「心臟」，就會出現「高血壓」，體重不可能增長。正是這顆「心臟」，使中國經濟沒有陷入馬爾薩斯「低水平動態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國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況下搞出「兩彈一星」，顯示出技術大國的傳統。下面，我列出4個事實，來對中國近2000年的經濟作一個簡潔並內在邏輯一致的解釋，希望能有助於撥開看似矛盾的歷史迷霧。
除了在戰亂和大規模饑荒期間人口出現減少外，中國人口在總體上長期增長，在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情況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馬爾薩斯陷阱」，這不能不說是個經濟奇蹟。如圖2-1所示，中國和印度人口從公元1～1839年期間長期增長，特別是中國人口在1700年開始大幅度超過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經過「文景之治」，中國人口逼近5000萬人大關。公元1年，漢平帝登基，漢朝的人口繼續暴漲，總人口是5960萬人，這個龐大的人口數字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比當時的歐洲總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時人口突破1億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約1.4億人。「康乾盛世」先後持續了150年的穩定和繁榮，持續時間之長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清史》稱「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現在人口的增長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雍正的「攤丁入畝」等賦稅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長，1741年，全國人口突破1.42億人，1820年逼近4億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較穩定，這在沒有工業化的經濟中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中，馬爾薩斯談到中國的人口問題，認為人口規律即「馬爾薩斯陷阱」在中國也發生作用。中國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必然有相應的機制抑制人口。馬爾薩斯寫道：
如果我們能肯定，中國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國家，幾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種，而且大部分地區每年收穫兩次，人們生活很節儉。那麼，我們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斷說，中國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勞心去考察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勵。不過，這種考察會非常有助於我們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進一步增長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惡、貧困患難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養能力。
亞當·斯密認為中國人口處於停滯狀態，但馬爾薩斯推測中國「早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