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中國從公元1年以來2000多年的歷史變遷，關鍵是看視角的寬度。按費正清20年為一段來劃分歷史的方法，應至少用100本書來解讀這段歷史。但黃仁宇以其獨特的大歷史觀，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歷史視角。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序言中，他說：「因我之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觀，必須有國際性，我很希望以四海為家的精神，增進東方與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見。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個容易犯起是非的題目。首先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游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體現出來的。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黃仁宇指出中國數千年來發生的問題，都是「缺少數目字上管理」。他對財政狀況很關注，認為中央政權主要靠稅收體系來維持，稅收銳減，政權運作便無法維持。根據黃仁宇的分析，由東漢開始中央對地方政權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來執行的中央稅收基礎受到破壞，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後又沒有有效稅制的建立，結果在每次對抗突發事件時，由於財政困難，總是敗多贏少。黃仁宇從稅收角度看問題是有道理的。但財政支出也很重要，一個中央政權往往在開始時期能控制花費，到了後期就控制不住了。與稅收減少效果一樣，財政花費增加同樣會侵蝕國家財政盈餘，一旦發生內憂外患，就會拿不出錢來應對。
例如，明朝萬曆末年，明王朝開始認真對待關外努爾哈赤崛起的嚴重局勢，投入40萬兵力應對努爾哈赤的10萬八旗精兵。這個兵力規模的使用，判斷應是準確的。但是明朝國庫空虛，無力承擔40萬大軍長期作戰的費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賦，即導致全國哀怨的「遼餉」 ；另一方面關外用兵只能速戰速決，不能打持久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將楊鎬分四路出兵，冒險急進，在薩爾滸戰役中一敗塗地。從此，明朝在關外不得不進入戰略防禦階段。即使崇禎帝不錯殺袁崇煥，吳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於自身財政困境也很難應對清朝的崛起。應該說，從秦朝算起到清朝滅亡，中國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與財政狀況有直接的關係。
黃仁宇的財政觀與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觀點如出一轍。肯尼迪在其風靡世界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認為，在前工業時代，財政金融體制的確對國家的實力衰長具有重要作用。與漢朝同時代的羅馬帝國經歷了大約兩個半世紀，不斷地東征西討，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但羅馬帝國沒有建立偉大的國家，只有偉大的軍隊，而偉大的軍隊是需要強大的財力作後盾的。肯尼迪認為，隨著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大，軍隊的花費也在增大，加重了財政負擔，在不能發債的情況下，只能增加稅負和大量增發貨幣，這就傷害了納稅人的積極性，導致稅收減少，釀成財政危機和持續的通貨膨脹。
財政危機和持續的通貨膨脹又導致軍隊實力的下降，最終導致龐大的羅馬帝國的灰飛煙滅。公元1年，西漢面臨著與羅馬帝國同樣的財政危機和高通貨膨脹。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試圖挽救經濟危機的「王莽新政」失敗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大帝決心征服世界的最東頭，從西往東，打到印度，並最終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著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而興嘆。由於喜馬拉雅山的阻擋，中國「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漢朝軍隊與紀律嚴明的羅馬帝國軍團沒有遭遇，因此無法知道兩個威名遠振的國家哪個更強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兩個顯赫一時的帝國都敗在自身的財政和經濟危機下，而且是轟然倒地，頃刻間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效仿黃仁宇先生，我在這裡倡導經濟大歷史觀。歷史太複雜，同樣的事件，經過歷史學家重新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於是人們很難形成一個共識。經濟大歷史觀，就是用數字作為理解真實的歷史的現實基礎，從而找到一條清晰客觀的線索，得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結論。例如，人人皆知中國近代窮，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窮。
我從國富民強的角度來探討經濟大歷史。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導言中有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國裕民。」亞當·斯密強調的經濟學有兩個基本目的，這同樣適用於經濟大歷史觀，也帶有國際的普遍意義：第一點是長期經濟增長問題，但長期提高人均收入並不容易；第二條是公共財政問題。這個問題容易被人忽視。宏觀經濟的病根往往是財政問題。例如，國家經常會出現財政困難，財政困難可能導致債務危機或高通脹，在固定匯率機制和開放資本賬戶的情況下，貨幣遭受投機性攻擊，被迫貶值，可能導致貨幣危機。
「富國裕民」怎樣量化呢？現代統計學已經有了很好的回答。GDP是對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個經濟體創造財富的總和，反映的是國家經濟實力。人均GDP反映的則是國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是指每個人創造財富或經濟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為勞動生產力的一個指標，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標。在本書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根據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個國家平均每位居民所佔有的國內總收入，簡稱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貌時，並不能顯示一個國家居民收入狀況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個國家的財富總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狀況，無法反映工作能否為人們提供幸福的感覺，更沒有把經濟活動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比如對大氣中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溫室效應考慮到，如此等等。儘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類迄今為止在統計學上最重要的成果，因與其他社會指標如人均壽命和生活品質有高度相關性，在綜合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程度上是無可替代的。就像考試製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難找到一個替代方式。
應該先說明一下，歷來探討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角度經常是經濟總量的變化，但經濟總量容易對內使人產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對外陷入「中國威脅論」的陷阱。國際上「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的說法不絕於耳，似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已成定局。雖然從2002年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連續5年9%以上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內連續趕超法、英、德，躍居第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世界人口總數的1/5。13億人口是中國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1956年，毛澤東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數是基本國情，他說，我們作計畫、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6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當前，中國13億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養老都可歸為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給資源帶來巨大承載壓力。一個世人皆知的事實是，中國用佔世界7%的可耕種土地養育了佔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進行國際比較時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頭腦。一旦除以人口總量，中國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後位次，說明中國人均創造的有價值的社會財富和可能用來分配的社會財富還遠遠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中國人未富先老，未來財政負擔加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人均GDP是從普通百姓的視角來衡量社會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沒有每個人的富足，就沒有家庭的富裕，就沒有國家的強盛。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給每個人創造和擁有的財富多了，家庭擁有的財富自然多了，國家稅收也會隨之增加，這就有更多的餘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我的經濟大歷史觀是在二維世界中評價過去和預測未來。第一個維度是時間。在時間的坐標下，我們回到過去，從公元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數據的公元1年；我們前瞻未來，從2009年到2049年，預測從共和國甲子之年到百年華誕的未來40年。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