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供給方面，即長期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的永恆主題。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經濟增長是人類社會的基礎，「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喊出了「爭取經濟學獨立地位的第一聲」，在其巨著《經濟學原理》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貧困是否必然的問題給予經濟學以最大的關心」，他進而論述道，「這種進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對下一問題加以實際的關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應有過文明生活的公平機會，不受貧困的痛苦和過度機械的勞動的呆板影響，這真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正被當代的日益熱烈的要求推居前列。這個問題不能完全由經濟學來解答。因為這個答案部分要依靠人類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經濟學家並沒有了解這些事情的特別方法：他也必須像別人一樣地做，盡他所能去推測。但是，這個答案大部分有賴於經濟學範圍之內的事實和推論；給予經濟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關心，也就是這一點。」
但是，當前的經濟學理論無法對人類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對長期經濟增長這個核心問題也沒有一個可信的解釋。經濟學家們一直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診斷和提出建議。可是，當今經濟理論提不出一個一致的解決辦法。例如，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非常可怕，許多美國人一直記得大蕭條；日本經濟從1991年以來長期停滯，導致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不再提高，儲蓄利率長期為零，失去了理財的機會；對於大部分東亞國家而言，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並沒有恢複往日的榮光，投資率大幅度下降；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令世界各國處於痛苦之中，失業人口和他們的家庭苦不堪言。這些就把新古典經濟理論難住了。在世界經濟急劇變化的時候，完全提不出終止長期衰退的對策，並且讓傷口持續擴大，對新古典經濟學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創。
單純利用當前經濟學範式解決危機已經很困難了，在經濟學中引入其他學科的眼光或許會對它有所幫助。正如曼庫爾·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一書中所說，「現代經濟學家是過去許多公認的天才思想家的繼承者：亞當·斯密、李嘉圖、穆勒、馬克思、瓦爾拉斯、威克塞爾、馬歇爾和凱恩斯，以及數以百計的出色學者。實際上，由於經濟學界的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們前輩的肩膀上前進的，因此今日的經濟學家的地位就猶如站立在人類天才的金字塔之巔。那麼，為什麼這麼多經濟學家都未能預計到1970年及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的新的經濟現象呢？這可能是由於經濟學家們帶上了職業的偏見，使他們只會向前直視，專門看到那些一貫熟知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嫌麻煩，願意轉首環顧一下其他學科領域，則可能會對整個景象得到全然不同的觀點」。奧爾森對20世紀70年代美國新經濟現象的感受與德魯克對管理的感受是一樣的。德魯克在《處於十字路口的經濟學》一文中指出「目前所有的經濟理論，都不能解釋從1975年到1989年這15年中發生的主要經濟事件，也未能預測到這些事件的發生。換句話說，現實已經使這些經濟理論過時了」。生產力革命必然來自現有產業之外，新經濟現象一定是人們不熟悉的，無法演繹推理的，需要想像力的。所以，新經濟現象是「想像力經濟」。
1883年，凱恩斯在英國出生；同年，熊彼特在奧匈帝國出生。兩個經濟學大師生於同一時代是一種榮幸也是一種悲哀。中國古話說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在20世紀，熊彼特還無法超越凱恩斯的政策影響，但是在21世紀，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煥發出持久的魅力。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包括以下5種情況：（1）引進新產品；（2）引用新技術；（3）開闢新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企業的新組織。熊彼特認為，由於「創新」有時集聚，產生經濟繁榮，有時稀疏，所以產生經濟蕭條。與凱恩斯一樣，熊彼特一心想闡明一種經濟增長的通論，他說：「我一直在努力構建一個經濟歷時變化的理論模型，或者更確切地說，試圖回答經濟系統如何產生不斷變化的動力問題。」他認為最終創新取決於企業家職能。但是，這個解釋欠說服力。企業家一直存在，很難解釋為什麼企業家在日本長期停滯中無能為力，為什麼企業家在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衰退中風光不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是我在劍橋的一位老師，他一直主張經濟學要探討哲學問題。他在劍橋的一次演講中，提倡經濟行為必須考慮到經濟和道德後果。我當時在台下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經濟後果是不確定的怎麼辦？」他當時沒有回答，只是說「我會記下你的問題」。後來，我在劍橋經濟係為他舉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慶祝酒會上碰到這位大師，他還記得我的問題，承認這個問題不那麼容易回答。
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所建議的那樣，應從其他學科找到理解新經濟現象的鑰匙。在我2002年出版的《學習經濟》一書中，我把科學哲學引入經濟學，探討建立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發起一場「供給革命」。
希臘哲學家說過，「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經濟發展的河流也持續變化著。馬歇爾在其巨著《經濟學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經濟狀況是經常地起變化的，每一時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來觀察它自己的問題」。英國劍橋學派領軍人物瓊·羅賓遜夫人認為美國劍橋學派沒有抓住凱恩斯《通論》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在理論方面，《通論》的主要論點是打破均衡的束縛，並考慮現實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區別。就這個世界和現在說來，過去是不能召回的，未來是不能確知的。」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就像愛因斯坦原始的廣義相對論，通過一個宇宙項，也就是外生的技術進步，就使經濟達到了完美均衡，但事實上經濟生活是不均衡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裡，經濟可以達到完美的均衡，時間只是分析的技術手段，並沒有被賦予真正的內涵。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只能是特例。
在經濟思想的影響力上，具有超越時間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熊彼特在論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說，「絕大多數智者的創造或思想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便永久地消失了。這段時間可能只是一頓飯的工夫，最長不超過一代人的時間。但另一些作品卻不是這樣。它們經歷過失落，但它們重新出現了。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偉大的東西」。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作了這樣的高度評價：
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方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同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熊彼特儘管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但仍然力推馬克思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師級人物。他說：「對於馬克思的體系來說，非難、甚至是完全的否定，並不能給予馬克思的體系致命一擊，而只能有助於揭示出這個體系的力量。」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是：它在人的問題上擴大了理性所能達到的範圍，把嶄新事物出現的可能性也包括進去」。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於從供給角度解決人類的經濟增長問題的核心論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創立的，其最基本思想是生產力變化是根本的，生產關係需要適應生產力的變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經濟發展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同時高度重視科學的作用。黑格爾相信有一個叫「精神」的神秘實體，使人類歷史按照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所講的辯證法各階段發展下去。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形態，指出了生產力作為物質基礎是社會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推進力其實是人對物質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