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因此也具有革命的屬性。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馬歇爾對過去的經濟理論進行了一次大綜合，在1890年出版了開闢經濟學紀元的著作《經濟學原理》，自此經濟學知識開始系統化。凱恩斯這樣稱讚馬歇爾：「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畢生致力於把這一學科建成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它擁有自己的基礎，並且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確性。」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濟學已經成為一門符合科學要求內在邏輯一致的學科。經濟學的「精湛化」和「危機」是經濟學範式「革命」的兩個前期階段。無論是「凱恩斯革命」，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革命都是在當時的規範或研究方法受到挑戰時出現的革命。一言以蔽之，經濟學範式的革命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我有一個「經濟學革命」的親身體驗。資本的概念不是天生的，是逐步發展的。在一個宏觀經濟世界中，存在「總資本」的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取得經濟學革命勝利的結果。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時，我曾經把以總資本為基礎的總生產函數應用在企業研究上，可我的導師之一，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前主任戴維·紐伯瑞教授堅決反對。我拿出許多美國經濟學家應用總生產函數分析企業的論文，他還是不同意，這令我大為不解，難道國際上通行的方法在他那兒行不通？後來我才明白，20世紀50年代後期經濟學界爆發了持續20年的「兩個劍橋之爭」。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生哈佛捐款創建了今天的美國哈佛大學，並把當地小鎮叫做劍橋。英國劍橋學派領軍人物是瓊·羅賓遜夫人，美國劍橋學派的領軍人物是哈佛大學教授保羅·薩繆爾森。「兩個劍橋之爭」的核心是存在不存在「總資本」的概念。英國劍橋是不承認總資本這個概念的，所以就不承認總生產函數。後來，美國劍橋（哈佛大學）佔了上風，總生產函數被作為康德的「先驗理性」介紹給戰後的幾乎所有經濟學的學生，而英國劍橋逐漸淡出了歷史舞台。
經濟活動是人類的最基本活動。凱恩斯曾說：「如果我們不是眺望未來，而是回首過去，就會發現，迄今為止，經濟問題和生存競爭，一直是人類首要的、最緊迫的問題——不僅是人類，而且在整個生物界，從生命的最原始形式開始莫不如此。」經濟政策又是影響人類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之一。經濟政策受到經濟思想的巨大影響。凱恩斯是馬歇爾的學生，是繼馬歇爾之後的又一集大成者，他沒有像浮士德一樣，最終說出了「人生多美好」的忌語 ，而是說出了經濟學的「忌語」。他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不論他們是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世界就是由他們統治著。講求實際的人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的影響，其實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的經濟學家的俘虜。在空中聽取意見的當權的狂人們，他們的狂亂的想法也多半是從若干年前學術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來的……因為在經濟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中，在25歲或30歲以後還受新理論影響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經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統治著經濟世界，對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回顧經濟學200多年的歷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薩伊法則 認為「供給創造需求」。古典經濟學誤讀了薩伊法則，認為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與總需求曲線通過價格調整達到自動平衡，世界處於瓦爾拉的一般均衡中。早在19世紀，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就傳遍世界，當時的英國首相對亞當·斯密說：「我們都是您的學生。」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也是重申了一般均衡的概念。
經濟學革命可以用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進行簡潔的表述。實際的產量通常體現為由總供給和總需求共同決定。總需求曲線代表了給定價格條件下總需求的決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總供給曲線反映了在給定產量條件下的價格水平。經濟學的科學革命實際上都建立在對長期供給方面的假設上，這也正是分歧所在。如圖1-7所示，古典經濟學的總供給曲線無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都是垂直的。所以，政府試圖拉動總需求曲線只會帶來通貨膨脹，對增加總產出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最佳的經濟政策就是放任自流，完全讓「看不見的手」自由運作。
1926年，凱恩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中，對自由放任的經濟學思想作了深刻精彩的批判：「關於私人利益和公眾福利可以達成非凡和諧的思想，在佩利 那裡已是顯而易見，但正是經濟學家賦予了這種觀點一個良好的科學基礎。想像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條件引導下，通過自然法則的運作，個人在追求他們自身利益的同時，總是趨向於增進公共福利！我們的哲學難題就此被解決了——至少對講求實際的人來說，現在他能夠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條件上了。在政府無權干涉私人事務的哲學學說以及政府沒有必要干涉私人事務的神聖信條之外，現在又增加了一條科學上的依據，即干涉是得不償失的」。在古典自由主義的美麗世界裡，用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經濟衰退和非自願事業是不存在的。
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潰。1929～1933年世界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的經濟大蕭條。從1929年起將近10年時間，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不能解釋大蕭條，也不能為擺脫蕭條提供有效的對策。於是，佔主流地位的古典經濟學陷入危機之中，社會亟需一場經濟學科學革命。
在經濟學裡，一個學派的品牌識別似乎是一脈相承的，例如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對「看不見的手」的篤信。可是，劍橋大學教授馬歇爾則把古典經濟學提煉成「經濟學家共同體」公認的規範，但誰也沒有想到，打破這種規範的竟是馬歇爾自己的得意門生凱恩斯。
凱恩斯很關注現實經濟問題，熱心於經濟政策研究。他去世後留下遺囑，要求在劍橋大學建立應用經濟學系，可見他對經濟學應用價值的重視。他於1936年以挑戰傳統的精神，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發起「凱恩斯革命」。他抨擊馬歇爾的觀點，認為由於價格呈現上升容易下降難的黏性，總供給曲線不是垂直的，而是向斜上方傾斜的（如圖1-8所示）。經濟處於衰退，不是供給方面的問題，而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衰退長期存在。的確，長期來看，價格終究會緩慢下降到使需求等於供給的均衡狀態，但如凱恩斯充滿諷刺意味地說，「等到長期，我們都死了」。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加投資，彌補有效需求不足。他創立宏觀經濟學，也被譽為經濟理論的「凱恩斯革命」。
1985年，保羅·薩繆爾森在回憶當時的經濟學大變局時指出：「經濟學家在1932年真可謂生逢其時。經濟學像睡美人，她的蘇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一吻。科學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數目越多，生理學與病理學上的進步就越大，由病理學可以發展出治療方法。1932年是大蕭條的谷底，由這片富庶的土壤，慢慢長出了一株今天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新學科。我講的是凱恩斯革命嗎？當然。」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序言中說，「我把本書命名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用以強調前綴『通』字。這一命名的用意，在於把我對一些問題的觀點和結論的特徵與古典學派的進行對比。在過去100多年裡，古典學派在實踐上和理論上，一直統治著我這一代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學派的熏陶中成長起來的。我將要說明的是：古典學派的假設條件只能被運用於特定情形，而不能被運用於普遍的情形，這種假設的情形只是各種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個極限點。而且，古典學派所假設的特殊情形的特徵，恰恰不是我們實際生活於其中的經濟社會具有的特徵，如果我們試圖將古典理論運用於經驗事實，它的教義將會產生誤導，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從1936年到1971年，長達35年中，古典經濟學逐漸黯然失色，「凱恩斯革命」成功了，對經濟衰退和非自願失業採取的標準政策處方是凱恩斯提出的積極財政政策。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如日中天，經濟學家共同體春風得意。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都曾幽默地說：「現在，我們個個都是凱恩斯學派的人了！」
尼克松總統話音未落，1971年，美國和歐洲等國家紛紛陷入「滯脹」的尷尬局面。經濟學的「反常」出現了，經濟學又陷入一次科學危機之中，佔主流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受到質疑。1985年，保羅·薩繆爾森在一篇演講中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狀態：「樹木不會一直長上天。每個康德拉季耶夫長波都有它的折退點。歷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