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工作，整日奔波於世界各地，寫出了富有語言魅力的全球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描述了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世界是扁平的，各地的人們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機會也越來越一致。而企業與國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來更容易地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優勢，體現價值，而不再局限於原來那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格局。」他將全球化劃分為三個形象生動的階段。
「全球化1.0」階段主要是國家間的融合，這一階段開始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時，持續到1800年前後，勞動力是這一階段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力。在全球化1.0年代，世界從地理上的大尺寸縮到中等尺寸。弗里德曼認為，全球化是由個別國家所帶領的，如西班牙去美洲新大陸，葡萄牙去東亞，英國去印度和北美。國家進行全球化的動因是為了掠奪自然資源。
「全球化2.0」階段是公司之間的融合，時間是從1800年到2000年，各種技術的發明和革新成為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從蒸汽船、鐵路到電話和計算機的普及，這期間因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而被迫中斷。這一時代的全球化把世界從中型壓縮到小型。這段時間的全球化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開始，從事製造業的跨國企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產業鏈條。後來，隨著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和可靠性的大幅提高，服務對象從不能遠距離交換的商品變為可遠距離交換的商品，創新型的服務貿易異軍突起。一些跨國企業，開始把商業服務從核心業務中分離出來，向低成本國家轉移，進行服務外包，由此大大降低了成本。
「全球化3.0」階段中個人成為了主角，膚色或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不再是合作或競爭的障礙。與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不同，信息服務突如其來，生產出與工業經濟完全不同形式的附加值，創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認為，信息革命在過去30年不斷地深化，資本、技術和人才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能實現全球性流動和配置。軟體的不斷創新和計算機網路的普及，讓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輕鬆實現自己的社會分工。在這個全球化3.0時代，世界從小型縮成微型，同時夷平了全球的經濟舞台。弗里德曼預言，這一階段的全球化並不是國家全球化，也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個人持續的全球化。小企業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將自己置於全球舞台之上，逐漸橫向和縱向地擴展業務，實現多元化經營和延長產業鏈條。而大企業則想辦法做小，專註於核心業務，將其他非核心業務外包，甚至把生產流程全部轉移到海外，本土只負責系統集成開發和管理。在這個全球市場上，競技場變得更平等，使小企業能夠快節奏地與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開競爭。
弗里德曼描述的童話世界是美麗的，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印度的特例，不具有適用於廣大低收入國家的普遍意義。1991年前，印度經濟是類似計畫經濟的體制。一個企業要買一台計算機，需要跑新德里至少50趟，去辦各種許可證。1991年印度外匯儲備用光了，遭受了經常性賬戶危機。1991年6月～1996年5月，辛格擔任拉奧政府財政部長期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改革，打破了「許可證經濟」的種種枷鎖。印度的供給反應是驚人的，瞬間就抓住信息革命的機會，在軟體業和服務外包上迅速崛起，令世界震驚。
就在印度經濟突然快速增長，打破持續44年的2%～3%的「印度式增長」之前，世界銀行和各國的普遍共識是經濟發展要先走工業化道路，其中重化工業階段是必由之路，然後走信息化道路。然而，印度「倒立而行」，先從非資本密集型的信息服務業入手，繞過了制約製造業發展的外匯儲備限制和基礎設施較差等因素，全力發展服務業，反而讓印度發揮了擁有低成本和英語嫻熟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完成原始資本積累和外匯儲備積累充足後，印度從2004年開始逐步發展製造業。可以預言，印度經濟在中長期仍舊會較快地增長。但是，印度獨特的經驗能否為世界其他國家複製呢？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信息服務業的前提不光是擁有便宜的勞動力，還必須擁有大量受過至少高中教育的初級知識員工，即積累的人力資本要達到一定門檻。而大部分低收入國家只有低成本勞動力，沒有必要的人力資本。
那麼，世界真是平的嗎？單單從勞動力成本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確是扁平化了，可是從社會福利來講卻並非如此。理論上說，低收入國家可以利用系統技術模塊化的趨勢，從附加值最低的環節介入，發揮低成本的優勢，穩步地邊干邊學，累積經驗，再向高端模塊攀升。這樣，低收入國家可以比高收入國家增長得快一些，各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應該出現相對趨同的現象。可是，恰恰相反，從1820年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的人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如圖1-1所示，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人均收入數據顯示，世界各大區域的人均收入在1820年前基本相同，但1820年之後，美國和西歐持續增長，成為「富裕國傢俱樂部」；拉丁美洲地區和東歐基本與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成為「中等收入國傢俱樂部」；亞洲從1820年到1950年基本沒有什麼起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開始追趕，加入「中等收入國傢俱樂部」；而非洲地區長期貧困，一直沒有改變低收入的狀況。所以，世界並不是平的，而是呈階梯狀的，各國收入差距還在拉大，表明階梯間的距離也在繼續擴大。
哈佛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里的「階梯理論」生動地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不是平的，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還遠遠沒有能夠切入全球模塊化生產。他描述道：「我們也感受到了發展的歷程，即從維持生計的農業到輕工業和城市化，進而發展到高科技的服務業。在馬拉維，有8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在孟加拉國，農村人口比例是76%；印度是72%；而中國則為61%。在發展頻譜的另一端——美國，農村人口僅佔20%。在馬拉維有不到25%的人口從事服務業，而美國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為75%。」他的「階梯理論」主要闡述了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階梯是赤貧。「如果把經濟比作一架梯子，其依次上升的階梯代表著通向經濟福利的步驟，那麼這個世界上大約有10億人（占人類總數的1/6）過著像馬拉維人一樣的生活——疾病叢生、饑荒盛行、極其貧窮，以至於不能踏上發展之梯的第一階。這些人是這個星球上『窮人中最窮的人』或者說『赤貧的人』。著名非洲經濟專家保羅·科利爾在《最底層的10億人：最貧窮國家衰敗之謎》中也同樣看到，『雖然全球經濟空前繁榮，但仍有10億人口被甩在了發展的行列之外，淪為全球經濟社會中最底層的10億人，而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長期陷入停頓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進的希望。這些人和這些國家對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構成了世界不穩定的因素』。」的確，正如科利爾所觀察到的那樣，索馬利亞海盜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索馬利亞的貧窮。
第二階梯是低收入。「沿著發展階梯向上的幾階對應位於低收入國家上部的那一部分，大約有15億人，他們面對的問題與孟加拉國的婦女所面對的問題相同。這些人屬於『窮人』，他們的生活比僅能維持生存好一些。……赤貧的人（大約為10億）和窮人（另有15億）合起來佔全球人口的40%。」
第三階梯是中等收入。「另外有25億人（包括印度IT業的工人）位於發展之梯更高的階梯上，構成了中等收入階層。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國家的標準肯定算不上中產階級。他們大部分生活在城市裡，能夠住上甚至裝有室內管道設備的比較舒適的房子里。他們能夠購買小型摩托車，甚至某一天能買輛汽車。這些人的營養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國家的人們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第四階梯是富裕。「沿著發展之梯繼續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則屬於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億人。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國10億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國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數千萬高收入個體。北京的青年專業人士也能夠列入21世紀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除少數國家如亞洲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外，實際上各國收入都出現了「馬太效應」，也就是說，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傑弗里·薩克斯毫不掩飾地指出，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是還有1/6的人口根本沒有踏上發展的階梯，每年有800萬人因極端貧困而死。「因此，當我談及『貧困的終結』時，我將講述兩個緊密相關的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結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慘處境——這些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每天都為了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