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人們認識到的威脅是所謂的「中國價格」。因為中國的工資水平很低，在美國和歐洲做同樣的工作所需要支付的勞務價格，在中國只需支付30%～50%即可。事實上，中國的低工資也被認為給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造成了威脅，和以前以低工資著稱的中國台灣和現在的墨西哥一樣。中國不僅擁有來沿海省市打工的農村年輕勞動力，還有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建造的基礎設施，由此可以很輕易地將貨物運往世界每一個角落。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的一個明顯優勢，而造價昂貴的現代化基礎設施足以使中國媲美任何一個發達國家。
中國的低價格優勢造成的一個顯著結果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進一步增大。美國的貿易赤字增加（2003年為1250億美元），使更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美國國內製造業工作機會減少的直接原因。因此，華盛頓政府要求中國改變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匯率。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不是自由浮動的，很多年以前中國政府就決定人民幣與美元掛鉤。隨著中國製造業產品出口的增長，美國對人民幣實行固定匯率制的批評之聲不絕於耳。很多美國人指責道，中國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人民幣對美元的較低估值，以保持價格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向發達國家傾銷廉價商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訴求是很明顯的：中國必須改變匯率制度，或者對出口實行更為嚴格的管制措施。
在大選之年，通常人們的期望與現實情況是相反的。一件事情被人們推上風口浪尖，但改變現狀的行動卻遲遲不見實施。美國國會很少通過有實際意義的法案，時至夏末，它才可能頒布一些法案用來使議員們反對那些對總統選舉不利的問題。然而，政治家們在宣布立場時很清楚，言論通常沒有什麼價值，在選舉中所說的話最終可以不在行動中體現。在2004年的大選中，對中國影響美國就業崗位的批評之聲從未間斷，而且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實行更加嚴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的呼聲也從未停止過。當共和黨在為維護美國自由貿易的優勢地位而努力時，民主黨也和共和黨一樣譴責中國的匯率制度，他們指責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損害了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要求中國讓人民幣升值的言論為參選者贏得了很多選民的支持。儘管他們的主張得到了普通民眾的熱烈響應，但是沒有一個政黨真正地付諸實施。
在美國的壓力面前，中國政府和商界領導人在兩方面作出了回應：一方面，他們聲稱，中國的確存在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但是在同其他國家的貿易中，如日本、韓國和歐盟的很多國家，中國也存在著巨大的貿易赤字；另一方面，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現狀並不是中國生產什麼、如何生產造成的，而是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和商品價格造成的。美國政府公開指責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和反競爭政策，與此不同的是，中國政府更習慣於用謹慎的方法表達異議。當然，來自美國的公開譴責也給中國造成了一定的麻煩。當涉及爭議較大的私營領域時，中國認為，美國的公開批評是不禮貌的且態度傲慢。如果說美國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其政策主張的話，那麼發表公開譴責就成為美國的最後一招兒了。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公開譴責不只是針對中國，更主要是說給美國的民眾聽的。
面對美國的譴責，中國進行了反駁：中國的經濟還很脆弱，並不像數據顯示的那樣光鮮；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仍然很貧窮，沿海城市與內陸農業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很大；相對低廉的勞務價格為中國帶來的優勢也並不穩固，一旦勞務價格迅速提高或貨幣升值，中國將會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喪失國際競爭力，使國內經濟偏離正常軌道，從而導致國內社會秩序的不穩定。除此之外，中國的銀行系統也很脆弱，突然改變匯率制度將使得國內出口企業的利潤大減，從而影響銀行的債務回收。信貸資金無法回籠是金融系統災難性的難題，它所帶來的困難幾乎是無法解決的。中國還有一個擔憂：匯率的改變會使境內的貨幣投機和黑市上兌換美元的交易愈加猖獗。雖然對貨幣的重新估值本身並不會帶來上述負面影響，但是急劇變化的情況和可能出現的謠言都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因為貨幣是金融長城的重要部分，對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而黑市投機行為對國家金融秩序來說是一個不和諧的因子。
公開批評也好，私下譴責也罷，美國政府很少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問題，當然中國也難以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問題。美國的政治家和批評家們都認為，中國採取的固定匯率制是使其贏得對美貿易優勢的原因。而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和批評，中國政府很清楚，美國不會允許中國成為合法的領導世界的力量。中國的官員們也許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人總是對中國如此關注，在他們看來，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而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國與美國的競爭根本不是在同一水平線上，為什麼美國人總是把中國視為威脅呢？
毫無疑問，中國問題與美國國內的就業聯繫起來，已經成為大選之年美國政治中的重要話題。偶爾會有人提醒民眾，中國對美國的「威脅」被人為地誇大了。經濟戰略研究會的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說：「我們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只是以前對韓國和中國台灣貿易赤字的轉移。如今中國從我們這裡進口的很多商品，是我們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停產的。」普雷斯托維茨還認為，中國的崛起可能會使美國失去一些就業崗位，但是對於與中國存在競爭的亞洲鄰國和墨西哥來說，情況更加不利。然而，這樣的評論很快被現實情況淹沒了：一些貪婪的企業家為了追求利潤，在大洋彼岸重新進行生產布局，他們關閉了美國國內的多家工廠，致使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流失海外。
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信息技術在作怪。隨著發達國家企業效益增長放緩，它們一方面努力開拓新的市場（比如中國市場），另一方面應用新技術以提高勞動效率。計算機、客戶管理軟體系統、更加快捷的通信聯絡渠道，使企業可以僱用更少的員工；即時生產意味著企業可以把庫存降到最低，並將從世界各地運來的零部件組裝起來銷售，目前戴爾公司就是採取這種運營模式。如果在墨西哥和中國零部件的生產成本較低，那麼這些美國國內的企業就會將生產轉移到海外。但是，如果沒有信息技術的話，生產外包行為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信息技術使企業協調世界各地的零部件生產廠家和產品供應商成為可能。只有那些複雜的軟體和系統能夠使全球供應網路高效運轉，做到將多個國家生產的、標準化的零部件在同一時間運到美國國內。儘管企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減弱、員工工資增長幅度降低，但是企業的生產效率卻極大地提高了。2003年末到2004年，企業效率總體提高4%。信息技術的應用所帶來的企業收益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生產效率的提高上。
採用信息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的趨勢將淡化政治上的爭論。中國和美國的「賣國CEO們」很容易被美國人視為攻擊對象，而美國企業對技術的追求和消費者對廉價商品的期望二者之間的聯繫則成為次要的關注點。中國作為美國人攻擊的對象比印度更加合適。印度雖然也在搶奪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但是它的全球化步伐比中國要緩慢得多。美國境內的電話服務中心已經關閉，轉移到了印度，這是印度屬於英語國家的優勢體現。但是，作為民主國家的印度，比社會主義中國的全球商業壁壘還要高。印度對外國企業在印度從事商業活動可謂是限制重重，尤其是對零售企業。而且，印度糟糕的基礎設施（主要是交通設施）給跨國公司在印度建立製造基地帶來了很大困難。電話服務中心和軟體編程的工作崗位對美國來說很重要，但是在很多美國人看來，這些工作機會的喪失並不會真正影響美國製造業的就業水平。因為美國畢竟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它所依靠的是鋼鐵工人和汽車製造廠的員工，而不是那些只會說「您需要什麼幫助」的電話接線員。
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對生產外包的爭論變得越發混亂。有些人認為，就業問題是一個複雜問題，遠不是「中國多了一個就業機會美國就失去一個」那麼簡單。那些對不受約束的自由貿易進程提出質疑的人，肯定沒有意識到世界變化如此之快。一般來說，現實情況比政治口號和意識形態更加複雜。現在只是失去了一些工作機會，也許將來還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流失海外。但是，美國人也享受到了價格低廉的商品，當然那些跨國公司從中受益更大。
如果有誰對現實的混亂局面尚存疑慮的話，那麼看看中美兩國的「文胸貿易戰」就能明白了。美國共和黨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2003年末，小布希總統為了準備來年的大選，對進口中國的文胸實行了嚴格的關稅保護。小布希政府稱，中國的生產廠家依靠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損害了美國紡織業工人的利益，這些工人多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