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美國」形成道路上的重要環節。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批准中國加入，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此時，美國剛剛遭受了「9·11」恐怖襲擊。美國、歐洲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矛頭指向了基地組織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政權，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是現代國際社會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加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並不意味著流血和犧牲，而美國對恐怖主義開戰就如同把未來作為驚險的賭注。
貿易談判是一項長期、艱苦而枯燥的工作，它涉及數百個行業和上千種商品的談判，以及無法用數量衡量的國家利益的博弈。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在全球貿易中保護自己國家的農業，因為從歷史上看，無論處於何種社會制度之下，國家政府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都是能否保障持續的、充足的糧食供給。參與全球自由貿易會擠垮很多國家原本健康的農業，因此在貿易談判中爭取有利的條件是與其他國家開展貿易競爭的基礎。糧食也是商品，與其他商品一樣，糧食產量在世界各地也不均衡，有的地區是重要的產糧基地，而有的地區則要依靠糧食進口。糧食談判是國際貿易談判的核心，也是造成談判過程複雜而艱難的原因之一。
在貿易談判中，國內工業和製造業是另一個熱點話題。發展中國家有充足的理由擔心它們的工業無法與技術更加純熟、資本更加雄厚的發達國家競爭。而發達國家則想通過自由貿易協定降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從而擴大發達國家的產品在世界上的銷售範圍。這樣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各個國際貿易組織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博弈無時不在。當每一次有新的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各種敏感話題就會浮出水面，成為申請國能否加入的核心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還是比較順利的，主要因為這一時期是中美兩國關係自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期。柯林頓政府的決策不只是由總統作出的，還有全世界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的參與，如勞埃德·本特森、羅伯特·魯賓、勞倫斯·薩默斯、艾倫·格林斯潘等。他們都相信，全球自由貿易不僅會使美國受益，還將惠及整個世界。美國的自信、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加之因互聯網的興起而造就的新的世界秩序，都預示著美國將成為未來國際社會和平與穩定的首要力量。美國最大的挑戰來自中國，因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在全球最大的支柱。而如今中國也在吸收西方世界的一些思想。
在江澤民作為領導核心的時期，中國政府致力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舉動表明，一方面中國要成為參與世界發展的大國，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有利的信號——中國政府要將改革進行下去，並帶領中國人民建設更加繁榮的社會。中國政府決定，由朱鎔基總理負責監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程，這也意味著中國政府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問題上的嚴肅態度。朱鎔基承擔這一工作，是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要堅持鄧小平開創的改革路線並將改革進行到底。
中國的快速發展和財富積累激發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今這種情緒中還有一些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因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曾遭受過西方列強的侵略。
中國對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情緒從未像今天這樣公開化。每一次當美國參議員和國會代表就中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等問題提出異議時，中國都會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當美國代表反對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中國方面將之視為對中國主權的削弱，並認為這是西方國家試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
中美關係在1949年以後出現逐步惡化的趨勢，美國興起了「誰丟失了中國」的討論，美國對中國加入國際組織採取了遏制政策。這種情況直到尼克松訪華才有所改變。1972年，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訪問北京並與毛澤東會晤，這為兩國摒棄意識形態紛爭，在互利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打下了基礎。然而，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卻始終伴隨著兩國關係的發展。
從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後，中國領導人決心加快中國的發展速度。中國領導人致力於將國際貿易談判向前推進一步。通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在申請加入某個由西方國家（美國或者歐盟）主導的國際組織時，處於談判下風，而中國則不同，因為中國不欠西方國家的債務。當朱鎔基意識到中國必須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時，中國國有資本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並成為中國在國際自由貿易面前不受損失的保護傘。中國仍然對國家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進行嚴格控制，資本控制措施如同一個大壩將全球資本的巨浪攔截在外了。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同意逐步削減關稅，並逐漸向外國企業開放國內市場。但是，朱鎔基心中有一個時間表，他沒有在加快開放中國市場的時間問題上向西方國家妥協。中國政府的策略很簡單：同意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提出的加入條件，但是在降低國家貿易壁壘的時間問題上，中國堅持用10年的時間逐步放開國內市場。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由於開放國內市場步伐過快，從而導致了諸多問題的出現。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當然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在開放國內市場的時間表上的堅持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很多美國國會議員和企業領導人都認為中國的經濟秩序與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擁有更多的社會階層，經濟更加成熟，更有潛力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事實證明，美國人的擔心是正確的，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較前些年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沿海的發展和北方工業地區的落後並存，當時國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政府的財政投入。
經過無數次會議和數千小時的討論後，參加談判的各國部長和貿易官員就很多問題進行了磋商。這些問題主要包括：美國和其他外國保險公司何時、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在中國開展業務？外國企業可以擁有中國電信公司多大的份額？外國銀行在中國可以開展哪些業務，什麼時候可以開展這些業務？中國對國內工業（如鋼鐵業和紡織業）的保護究竟要維持在什麼限度內？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何處可以合法經營？這些問題一旦達成一致，最後的協議簽署工作就留給當時中國總理朱鎔基和美國總統柯林頓了。
雖然世界貿易組織有100多個成員國，但是美國以其強大的實力，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具有實質上的否決權。當然，其他成員國捆綁在一起也可以對美國的決策起到牽製作用。1999年春天，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入最後階段，華盛頓方面產生了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焦慮。然而在中國，也有一部分人反對選擇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為了解決所有的棘手問題，朱鎔基於1999年4月抵達華盛頓。這時柯林頓被「萊溫斯基性醜聞案」搞得十分疲憊，媒體的焦點都集中於此，無暇顧及其他。就連美國出兵科索沃、伊拉克禁飛區上空氣氛緊張、將對中美關係未來幾十年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朱鎔基訪美等事件，都無法取代「萊溫斯基性醜聞案」佔據報紙頭條的位置。
朱鎔基在美國展開了一系列的魅力外交攻勢，他在公開場合亮相，還接受媒體專訪。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朱鎔基強調，中國已經無數次對美國所提出的要求讓步，尤其是放鬆了關於外國企業擁有中國公司控股權的限制。他說：為什麼中國要作出這些讓步？原因是，我們想要維繫中美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前景，以此為基礎建立兩國間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我們始終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對手，更不是美國的敵人，而是美國可以信賴的朋友。
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企業願意聽到這樣的聲音，如美國的聯邦快遞公司，然而其他企業則對中國領導人的如此表態不以為然。美國企業界熱衷於看到中美關係正常化，並支持中美兩國開展雙邊貿易。左翼人士認為，美國企業這樣做是以美國工人的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為代價的。而右翼人士則堅持「冷戰思維」，把共產黨視為仇敵，拒絕與中國往來。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反對加強中美關係的人都擔心，中美兩國走得太近會使中國輕易地獲得美國的資本和技術，中國人會利用這些資本和技術發展軍事、加強國力，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與西方抗衡。
當美國公眾的目光被「萊溫斯基性醜聞案」吸引時，白宮方面和貿易談判代表還像往常一樣工作著。1999年4月末，朱鎔基和柯林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重要問題達成一致。儘管美國同意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中國也在美國的要求面前作出了巨大讓步，尤其是在電信領域。當時以電子信息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正值發展的頂峰，電子通信業被視為極為重要的行業。朱鎔基同意麵向外國電信企業採取更加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