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眾多的成熟的公民參與。如果有眾多的反對者，就意味著，我們離公民社會的距離越來越遠，也會遭到更多的阻力。
民意調查的最大優點，在於調查更廣泛、更專業、更規範，結果更為準確全面，而且政府居於主動地位了解民意，對政府一些決策更有參考價值。
2010年7月27日，溽熱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剛剛答完一份民意調查問卷的北京某大學學生王麗告訴記者：「都是一些知名的調查機構，內容主要涉及一些民生問題。我願意配合這樣的調查。」這是王麗當天答完的第二份問卷。不遠處，還有不少人也在訪問員指導下回答問卷。
近年來，隨著我國民主化進程的加快，民眾對公平和公正的追問意識增強，城市管理、社會發展乃至國家立法、政府決策、幹部的選拔任用、官員的政績考核評價、升遷等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調查程序。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眾也逐漸認知並參與到這項社會活動中。
目前，我國各類民意調查機構從無到有，逐漸壯大。除政府民意調查機構外，媒體、高校科研機構、外資以及國內民營的民意調查機構也相繼亮相，並活躍於我國政治和經濟生活等多個領域。據中國市場信息調查業協會為記者獨家提供的數據顯示，2004年我國市場信息調查業企業和事業單位33447家，並每年以6%的速度遞增。以此推算，2008年有市場信息調查業企業單位約4.2萬家。
中央黨校政法部黃小勇副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了這番蓬勃景象後面的社會背景：「現代化使得政府決策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依賴於知識而非簡單的經驗，民意調查能讓決策者客觀地獲得關於決策事項所包含的豐富信息，為政府科學、民主、依法執政帶來了新契機。在此基礎上，暢通社情民意通道，了解民意所向，決策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作出正確決策。這是匯聚民智、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事實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就強調：「要建立社會輿情彙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胡錦濤總書記也指出：「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
「民意調查的出現，是時代發展的要求，順應了科學發展和注重民生的需要。」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副主任吳士輝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民意信息已經逐步進入政府決策諮詢程序，政府正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傾聽來自民眾的聲音，「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基礎工作。」
我國民意調查機構的興起，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群眾利益訴求、意見表達及價值判斷呈現多元化特徵，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因此，政府需要傾聽民眾呼聲，了解民意，同時民眾也希望獲得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及個體極端行為時有發生，這是社會矛盾爆發的主要體現，而預警機制的缺失又往往使這些矛盾處於失控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社情民意調查對各級黨委政府而言，顯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現在公眾對於參與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願望越來越強，不僅表達自己對於現有的公共政策的看法，更多的還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想法。」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副總經理肖明超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訴民眾一個結果，或怎麼執行政策。但是目前，民眾對於知情權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聯網加速了與政府有關的信息傳播的速度，對政府的政務公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為如此，政府已經到了一個必須傾聽民意的時代。」他進一步解釋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強政策執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來走向，以便於政府可以儘快作出政策調整，包括建立預警體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證政策的合理性。」
「民意對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調查機構正是一個科學、系統地把民意傳遞給政府的重要渠道。」零點研究諮詢集團董事長袁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一方面是民眾不滿足僅靠媒體、人民代表表達訴求，還希望繼續拓寬訴求渠道。一方面是政府開明了，願意聽到民意民聲，使決策有更多民意基礎。這兩方面力量結合，推動了民意調查的產生。」
我國是較早進行現代民意調查的國家之一。有關專家介紹，1922年11月24日，我國留美歸國的心理學碩士張耀翔，在北師大校慶日期間，進行了我國最早的一項現代意義上的民意調查。
由於我國各種特殊的政治現實，這次民意調查並沒有迎來這個行業的勃興時代。相反，從1922年到1982年的60年間，我國大陸沒有出現一家專門的民意調查機構，民意調查活動幾乎一度銷聲匿跡。「1986年以前，我國政府基本沒有系統的利用民意進行評估的機制，所有政務信息依賴行政系統內部自下而上的報告機制，不允許獨立民意研究機構存在。」袁岳回顧說。
1988年，廣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這是我國大陸最早的民間民意調查機構之一。多年來，該機構一直編撰《民意參考》和《民意內參》兩份刊物，前者派發給各學術機構，後者上報廣州市各黨政領導。同年，北京市委宣傳部成立的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也是較早的專門從事民意調查的機構，出版內刊《民意》雜誌。
1988年至2002年，是我國民意研究發展重要的14年。這期間，我國政府進行民意測驗的數量大量增加，內容也更廣泛，同時允許民間獨立市場研究與民意測驗機構合法註冊，允許民間組織從事民意調查工作。
袁岳對此深有體會：「在這一階段，民間獨立調查機構開始有機會介入一些對於公共項目的評估，如公眾安全感的調查、中國大陸地級以上城市投資環境的評估等。而且，媒體開始大量使用民間獨立調查機構的相關調查數據。在1992年之前，中國媒體只使用官方數據。」
從2002年開始，我國民意調查行業進入了快速全面變遷的階段。2003年發生的不少地方民眾對於政府的評價、因SARS而引起的政府信息公開化要求、我國政府領導人倡導的親民風格和對於民眾人權的重視在這一年中獲得異常的重視。因此，這一年被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定義為顯示我國社會和政府快速轉型、個人自由和權利空間越來越發展的一年。
目前，我國民意調查機構已呈多元化發展。據記者調查，大概可分為以下五類，即政府型、高校科研機構型、民營型、外資型、媒體型，等等。
政府型主要來自國家統計系統。2003年年底，國家統計局召開專題會議，要求各省市統計部門儘快建立「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系統」，積極開展社情民意調查。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成立了隸屬於省統計局的民意調查中心。同年底，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正式成立。隨後，各省市統計系統下的民意調查機構也相繼出現，我國政府民意調查機構初步自成體系。
據國家統計局門戶網站顯示，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職能是指導全國統計系統社情民意調查機構的工作，組織實施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委託的有關社情民意調查任務；開展統計諮詢、相關信息資料加工處理與查詢服務；負責經濟景氣發展態勢監測、信息發布及相關科學研究。
近年來，一些媒體、高校科研機構也紛紛成立民意調查機構，比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等等。
與此同時，一些以諮詢公司、研究中心、調查公司、信息中心等名義註冊的民營調查機構，更是層出不窮，除零點研究諮詢集團（簡稱「零點」）外，比較活躍的還有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簡稱「美蘭德」）、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簡稱「新生代」）、北京數字100市場諮詢有限公司（簡稱「數字100」）、華通現代市場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簡稱「華通現代」），等等。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外資調查機構也紛紛低調進入我國，讓人耳熟能詳的有蓋洛普（中國）諮詢有限公司（簡稱「蓋洛普」）、AC尼爾森，等等。
近年來，為主動了解和回應社情民意，在傳媒大戰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我國一些主流媒體也設立了民意調查機構，比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等等。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上述調查機構，是在我國調查機構中作民意調查比較有影響的，而更多調查機構僅把作民意調查作為「副業」。蓋洛普諮詢有限公司首席諮詢顧問吳濤博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