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提拔路徑不規範，使一些缺乏領導能力或帶「病」的秘書被提拔重用，這已成為現行組織人事制度的灰色帶。
自2010年9月初被協助調查以來，謝亞龍從「失蹤」到被採取強制措施，最終在一個月後的國慶長假期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他正式被批捕的消息。
1955年12月1日出生的謝亞龍，曾擔任過中國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副主席、中體產業公司董事長。他主管足球期間，除撈錢外，也使中國足球完成了從盛極到衰極的完敗，其創造的諸多「奇蹟」中，包括刷新了中國足球在世界盃、奧運會這樣的頂級賽事上，戰績最差、最恥辱的新紀錄！
而謝亞龍這樣一個人，卻是從原國家體委主任秘書的職位上，被一路青雲地提拔為中國足球「掌門人」，再次驗證了多數秘書的「升遷路徑」——因為是「領導身邊人」，佔盡左右權力資源，升遷機會也遠遠多於別人。
「由於秘書與領導具有特殊關係，使得領導在提拔人時，主要考慮的是被提拔者是否『信得過』。」中央黨校政法部黃小勇副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如果從這個標準出發，秘書往往是首要人選。」
在我國很多地方，秘書選用基本由領導個人好惡決定，而當上領導秘書後，再被提拔的概率也極大。由於提拔路徑不規範，使一些缺乏領導能力或帶「病」的秘書被提拔重用，這已成為現行組織人事制度的灰色帶。
何謂秘書？按《辭書》上解釋，主要職責是協助領導人綜合情況、調查研究、聯繫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是領導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本身並不具有官的權力，從屬於領導。
按照中央的嚴格規定，只有副部長級以上領導幹部，才允許配專職秘書。但在我國許多地方，不但市縣領導，甚至連鄉黨委書記、鎮長都有事實上的專職秘書。配備專職秘書成為有些人顯示領導身份的一種標誌。
「我國各地領導選配秘書，缺乏統一的秘書選拔和任用標準，也缺乏民主推薦、民主評議和全面考察等嚴密程序。」黃小勇說，「不少領導自選秘書不報審批，或是手續辦理流於形式，組織人事部門僅僅就履行個手續。」
記者了解到，在領導配備秘書時，用誰不用誰基本是領導個人說了算。比如李真在擔任河北省委辦公廳秘書時，就是由當時的省委書記程維高親自「欽點」，等等。
目前有些秘書有被異化的傾向，不但要負責領導日程安排、來客接待、講稿起草等事務性工作，還兼顧領導或領導家屬的生活安排，甚至有些領導收禮和送禮等拿不到桌面上的事情，也交給秘書去辦理。
「雖說秘書不任實職，卻有著相當的隱性權力。」雲南省一位熟悉官場情況的人士告訴記者，「當然，不同級別和部門或地方領導的秘書『含金量』也不一樣。且級別越高、崗位越重要的領導的秘書，升遷機會也越多。」
「當上領導秘書後，最大感受是鍛煉機會多，水平提高快。比如跟隨領導調研多，對各方面情況比較熟；閱讀各類文件多，對上級的精神領會比較透；思考重大問題多，對工作思路的把握比較准，等等。」小張2008年大學畢業進北京某機關做領導秘書，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
「能被選做領導秘書，本身就是一種能力的體現。如果做得好，加上擁有人脈資源和權力資源，升遷機會也會比其他公務員大得多，這就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小張的這番話，代表相當一部分年輕公務員的想法。
在現實中，被選為領導秘書大都「官升一級」，但均不用經過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程序；又不屬於「破格提拔」。身為有級別的秘書「外放」時，再「官升一級」的現象比較普遍，且不少屬於跨部門或異地任職，同樣規避了很多幹部選拔任用方面的程序和監督。因此，領導秘書一職被不少人視為「升遷捷徑」。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由秘書一職容易得到提拔，除了緣於領導和秘書的特殊關係外，「一把手」權力過大而得不到有效約束也是主因。
「從個人感情來講，秘書鞍前馬後地辛勤伺候領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有提拔機會，領導自然就想到秘書。」黃小勇認為，「領導把提拔秘書作為其對自己服務的一種獎勵，已是一種公開的秘密。」
黃小勇認為，秘書在提拔升遷中的優勢，還源於我國幹部人事制度的權力安排。「一方面，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在人事上具有重要的提名權和推薦權，甚至擁有不同程度的人事決定權，在提名和推薦環節，秘書就佔有優勢。另一方面，現有人事制度安排中，對提名權和推薦權的規定不夠規範，導致領導提名什麼人具有相當的自由度。」
「秘書容易得到提拔，與秘書的崗位特點密切相關。秘書一般屬於辦公廳或辦公室的編製，這個綜合辦公室本就是行政運轉的樞紐機關，是行政信息的聚會點。而秘書服務的對象是領導，在我國權力集中制的背景下，領導往往就是權力中心、決策中心。」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鬍仙芝博士接受記者採訪時，從行政組織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
胡仙芝進一步分析道：「相比於其他職位的公務員來說，秘書佔了地利之便。再加上與領導之間特殊關係構成的『人和』之利，秘書是一個極容易得到升遷的職位。地利加人和的優勢，如果加上天時，秘書升遷並非難事。」
「有些領導幹部離任前，也想在一些重要部門安下『信得過』的人，以便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力得以延續，秘書往往是一個選擇。」北京市直屬機關一位年輕公務員對記者說，「當然，也有一種情況是秘書了解領導太多底細，有些有貓膩的領導幹部，也把提拔秘書作為一種拉攏手段，達到自保的目的。」
「秘書容易得到升遷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一把手』權力過大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約。有些地方名義上雖由組織部門把關定人，其實不過是走過場。」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領導要選用或提拔自己的秘書，組織部門最終還是要看領導臉色具體操辦。」
「大多數領導在離任之前喜歡提拔秘書。」中央黨校教授林認為這是我國用人制度上的一種「潛規則」，是最易出問題的環節。同時，提拔秘書不走其將任職單位或部門的選聘程序而「空降」，也是「潛規則」。
在受訪專家看來，經過多年培養和鍛煉，有些秘書確實具備領導能力，被正常提拔也無可厚非。但由於上述選人用人機制不健全的問題，也使一些缺乏領導素質或帶「病」的秘書被提拔重用，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最典型的案例要數「上海第一秘」秦裕。2006年7月6日，秦裕「空降」調任上海市寶山區委副書記，7月13日任寶山區代理區長，7月25日正式就任寶山區區長，8月24日接受審查被免去寶山區長職務，秦裕在區長位子上前後正好一個月，被輿論稱為「一個月區長」。
據查，在此前的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擔任上海市委辦公廳秘書，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賄賂款物摺合人民幣680萬餘元。
秦裕身為市領導秘書，收受賄賂如此之巨，長達十年的時間得不到查處和制止，而且能帶「病」一路升遷。這位曾經的「上海第一秘」，其帶「病」提拔之路，正是以往秘書提拔路徑弊端的縮影——
2005年下半年，中紀委領導曾經找過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談話，指出上海不少幹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問題，要求他選用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的幹部當秘書，但陳良宇並不理會。2007年7月26日，中紀委負責人就查處陳良宇嚴重違紀案件答記者問時表示，陳良宇的主要違紀問題包括「包庇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河北第一秘」李真。當年提拔李真當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時，常委中就不只一人明確表示反對。但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還是一意孤行地提拔李真。當中紀委把群眾反映李真嚴重問題的信件轉來時，程維高不僅不查，反而非常生氣，認為是反映問題的人有意和自己過不去，並兩次親自給中紀委寫信，信誓旦旦地擔保李真沒有任何問題。
從以往案例分析，有些領導已將秘書當成了自己的工具和「奴才」，而實際上，其關係也並非工作關係那麼單純，而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主僕」關係，有的甚至成了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腐敗共同體——在披露的一些領導幹部腐敗案中，就「拔出蘿蔔帶出泥」地牽出秘書不少骯髒的活動。
「做幾年領導秘書，升得飛快，這種現象應該得到抑止。」還在2007年，全國政協委員羊子林就建議，應出台相關規定，限制過快提拔領導秘書。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領導幹部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