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條軌跡來顯示寧波幫在上海的成長路徑，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1783～1846）、李也亭（1808～1868），前期與中期的過渡人物為葉澄衷（1840～1899），中期以嚴信厚（1828～1906）、朱葆三（1848～1926）為代表，後期則以李也亭的孫子李雲書、虞洽卿（1867～1945）、宋漢章（1872～1968）、劉鴻生（1888～1856）以及方家後代方液仙（1893～1940）等為代表。
「在上海的本國商人之勢力，寧波商人居於王者之位」，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報紙的評論。1890～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萬餘人，這一時期也正是寧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又一次高潮。據不完全統計，此時旅居上海的寧波人已達40多萬，而到1948年，上海總人口約為498萬人，每5個上海人中就有1個寧波人。
如果說廣東買辦是以投資航運、棉紗、絲綢和茶葉等商品為主的貿易而成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麼從19世紀最後的15年到20世紀30年代，寧波買辦不僅超越了廣東買辦，而且在上海產生巨富的五金、房產、航運、銀行、錢莊、紡織等行業都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有人統計，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90位著名買辦中，浙江籍買辦達43人，約佔總人數的48%。其中，寧波籍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買辦、法商東方航業公司華人董事、法商達興銀公司華人總理）、虞洽卿（魯麟洋行、華俄道勝銀行和荷蘭銀行買辦）、傅筱庵（美興銀行和長利洋行買辦）、許春榮（德華銀行買辦）等。
買辦轉型一直是業內人士關注的一個話題。如果說香山買辦是鋪路者或奠基者的話，那麼後續者和開拓者就是這批寧波買辦。他們繼承了香山買辦血統里轉投新式工商業的血統，成為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商幫史上最耀眼的群體。
當寧波人在新式工商業中小試牛刀時，此前資產雄厚的山西太谷曹氏家族，正坐吃山空。曹家全家老小每日山珍海味，還吸食鴉片，雇的傭人多達370餘人，家兵養了500餘人，每年家用開支10餘萬元。除購田置地外，山西祁縣富商渠源湞的資產有三四百萬兩白銀，而他卻將銀兩窖藏了起來，沒有讓它們增值。其他晉商也過著奢侈而無所追求的生活，喪失了先輩創業的動力與方向，逐漸為時代所拋棄。
寧波商人在近代上海新興工商業方面的最初嘗試，是從船舶與機器修造業開始的。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的虹橋開辦永昌機器廠，拉開了寧波商人在上海工業方面大顯身手的序幕。之後6年內，何德順、鄭良裕、周夢相分別在上海開辦了廣德昌機器廠（1885年）、公茂機器船廠（1885年）和大昌機器廠（1888年）。1894年前，在上海類似的工廠僅14家。
之後，黃楚九於1887年接盤中西大藥房，1890年創辦中法藥房；嚴信厚於1888年參與設立恆豐紗廠，1889年與朱葆三參與創辦上海第二家華人西藥房華英藥房（第一家華人西藥店在1888年由上海人顧松泉設立），1894年投資中英藥房，並與周晉鑣、湯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滬甬富賈集資45萬兩白銀，在軋花廠的基礎上創設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紗廠——通久源紡紗織布局；葉澄衷於1890年涉足火柴行業，1892年創辦綸華繅絲廠。期間，嚴信厚還與葉澄衷、朱葆三參與投資了中國最早的通商銀行，並與周晉鑣等人參與創建了華新紡織新局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華興保險。
1910年對於寧波商人來說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年份。所謂質變是指寧波人在上海灘的話語權、影響力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如果說寧波商人在上海灘的前期打拚是一種量能積累的話，那麼這種積累的關鍵時刻離不開一位叫嚴信厚的寧波商人。
早年影響寧波商人的標誌性人物主要是兩位江蘇人，一位是盛宣懷，一位是張謇。無錫張謇，一度在全國商界具有公認的號召力。1906年12月，張謇、湯壽潛（浙江人）等在上海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朱葆三、虞洽卿、周晉鑣、蘇葆笙、李雲書及李薇庄等都加入該會成為會員。
但在1910年前後，當這些人將目光由張謇身上轉移到孫中山身上時，以張謇為代表的江蘇商人的江湖地位開始動搖，隨之被後起而上的寧波人所佔據，以寧波、湖州、紹興為代表的浙商，從此逐漸執上海乃至全國工商業之牛耳。
晚清時期最顯赫的官商是盛宣懷，其與袁世凱就早期洋務企業的權利之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其捍衛家族利益之爭。從這個意義上說，1897年盛宣懷倡導創辦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1902年倡導成立上海商業會議會所，是其所辦的對整個中國商界都具有意義的兩件大事，而這兩件大事，都以寧波人為班底。
早年李鴻章倚仗廣東香山買辦，但當盛宣懷出面將香山買辦一個個「掃地出門」後，他或許沒有想到一個後果，那就是香山買辦的缺席給洋務事業所帶來的遺憾，並不是其他的區域商人可以彌補的。從此時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是中國近代商人對工商業的投資慾望最壓抑和沉悶的10年。
盛宣懷一直在尋找自己羽翼豐滿的那一刻，李鴻章去世後，清朝再沒有可以倚重的權臣，盛宣懷的機會來了。當他具有話語權時，他也尋找到了新的倚仗目標——寧波商人。作為盛宣懷意圖的最直接的執行人，嚴信厚脫穎而出，成為寧波商人的力量代表。
中國通商銀行由嚴信厚負責籌備，他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首任總經理。這家銀行吸引了嚴信厚老家廣東的近代僑商張弼士的資金，以體現其更強的代表性和兼備更廣泛的號召力，但在入股這家銀行的商人中，以葉澄衷、嚴信厚、朱葆三為代表的寧波人最多。
嚴信厚是李鴻章的幕僚，曾長期擔任上海道庫惠通官銀號經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在南幫票匯業中最具聲望的源豐潤票號，就是由他創辦，資本銀100萬兩，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設立分號10餘處，他還在上海、杭州、漢口、寧波等地投資有大量錢莊。
嚴信厚也是一位標準的紳商，只不過，他的官色和權勢要比盛宣懷小很多。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素有中國「第一商會」之稱，其第一任會長就是嚴信厚。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會，嚴信厚率先遵辦，以會議公所的名義籌款12000兩白銀作為經費，並修正章程，將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為上海商務總會而成為首任會長。之後，天津、京師商務總會先後成立，成為中國最早誕生的一批商會。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嚴信厚被譽為寧波幫的開山鼻祖，似乎也實至名歸。
辛亥革命後，因上海商務總會領袖由清政府商部委任，新政府決定解散上海商務總會，並於1912年6月11日將其改組為上海總商會。雖然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更換了兩次，內部人事、組織結構卻變化不大，商會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甬商手中。在1912～1929年，總商會進行了9次會董選舉，除第五屆和第九屆外，其他各屆會長都由甬商執掌。
法國著名學者白吉爾近乎開玩笑地說：「上海總商會似乎只能算是四明會所的一個分所。」至於在上海其他各種商會和一些主要行業公會如閘北商會、上海縣商會、上海錢業公會等團體內部，寧波商人也無不佔有重要地位。
董浩雲和包玉剛是兩位寧波籍的世界船王，他們雖然不是在上海發家，但在他們的成長背景里，都離不開寧波商人在近代航運業的獨領風騷。
因看到新興的輪船業有利可圖，葉澄衷曾請求集資成立私人輪船公司以與外商競爭，但被李鴻章拒絕。1891年，鎮海商人戴嗣源創辦戴生昌輪船局，成為長三角地區開辦最早的民族內河輪船企業。到1896年，該公司擁有輪船9艘，活躍於長江沿岸。
1906年，朱葆三與同鄉陶祝華、楊晨、朱似蘭、李秀松、俞梧生等合資創辦了越東輪船公司。從1916年起的3年內，他又聯合同鄉蘅牕、盛省傳、傅筱庵等，先後創辦了順昌輪船公司、鎮昌輪船公司、同益輪船公司，並組建了輪船集團。1922年，同樣是通過同鄉力量，他與許廷佐、丁梅生、陳箴堂、范錦章等人合作創建了舟山輪船公司。
1923年，朱志堯與蘇北鉅賈楊在田合辦了大通仁記航業公司，專駛滬楊線，他向中法求新造船廠定做千噸級隆大輪一艘，後抵押借款再造鴻大輪，一年之中成船兩艘，價值40多萬元。
在近代中國輪船業，處於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和三北輪埠公司。抗戰前，虞洽卿投資近代輪船業的資本達450萬元。1935年，我國輪船總噸位為67.5萬噸，其中，虞洽卿一人擁有大小船隻65艘，噸位9萬噸，約佔13%。
日本學者後藤朝太郎曾考察了中國各地的航運業，1926年，他寫道：「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