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中納鹽的鹽商到北上販茶的貿易商人，再到「匯通天下」的票號，晉商的輝煌延綿了500多年。持續時間之長，縱觀國內各大商幫，無與倫比。其發展歷程起承轉合，波瀾壯闊，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耐人尋味的商幫。
當山西票業還只有日升昌一家時，雷履泰與毛鴻翙的分歧，充其量是事關日升昌及其東家的興衰。但在晚清，山西票業最具影響力的大掌柜毛鴻瀚與職業經理人李宏齡的分歧，卻在事關山西票業歷史發展的最關鍵節點上，讓整個山西票業對未來失算，而毛鴻瀚對於屬下的芥蒂之嫌，也讓整個山西票號業因其心性而窮途末路。
晉商在明清時期稱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達到的高峰為最。但一度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的晉商，卻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審時度勢失誤，以致接連錯失天賜良機，等到醒悟過來時，已為時過晚。
雷履泰從一開始就樹立了其在中國票號業至高無上的地位，儘管這種地位受到毛鴻翙的強有力的挑戰，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間，時勢曾給予山西票號一個超越雷履泰的機會，但主導山西票號業的精英群體卻沒有培育出一塊承接這一角色誕生的思想土壤。
在這中間，有一位人物離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遠。他叫李宏齡（1847～1918），是「蔚」字五聯號之一蔚豐厚票號北京分庄經理。他21歲進入蔚豐厚，先後擔任過蔚豐厚票號北京、上海、漢口等分庄經理。他是一個對事不對人甚至有點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遇事認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間嘗自省，亦知非處世良策，無奈至性勃發，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制的是時勢的變化和總部的無動於衷。1904年3月，清政府決定試辦戶部銀行，並頒布《試辦銀行章程》，戶部尚書鹿鍾霖邀請山西票號入股，並請山西票商出人組織銀行，為此還派人到山西票號北京分號挨家挨戶傳遞信息。
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多數經理贊成這種提議，但山西票號為財東賦權下的大掌柜負責制，重大事項要經總號定奪，然而總號的回覆竟是：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1904年8月16日和18日，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南洋官報》兩次登載了《勸設山西銀行說貼》。文章說，「銀行為各國財政之命脈」，「晉省富商從速變計，早立一日之新基則早辟數年之大業」，「但願晉省富商視創此銀行實為山西全省生計所關，如同辦理善舉，蓋辦成則全省數百年養命之源；不辦則數十年之內必東夥同歸於盡」，但這些希冀並沒有讓事情有所轉機。
與山西票商的被動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寧波幫商人則積極主動地承攬了這檔子事。他們在上海乃至中國金融業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間一步步醞釀而成。此前一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山西票號沒有理睬。
從1859年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成為第一個提出開辦銀行的中國人以後，容閎、鄭觀應、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樞、李鴻章、馬建忠等洋務派人物，都曾建議或作過開辦銀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這件事才在盛宣懷手裡變成現實——中國通商銀行成立。
盛宣懷曾拚命挖山西票號熟手，他曾說「平遙有一巨手」，想聘請他來。即便此人不能來，他也決定要用有山西票號背景的人。為此，他委託熟人，願其「再費神代為切而求之」。
當時山西票號的掌柜，都因東家給予的頂身股而身價不菲，他們的忠誠度很高。沒有更大的籌碼和平台，新式銀行想挖他們並不容易，所以當年袁世凱開辦銀行學堂時，選擇從山西招了60個票號學徒。
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指出，「夫論信用力之強弱，我票商經營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與人爭衡。而銀行一設，未免相形見絀者，其間亦自有故」。
1904年，協和信、乾盛亨倒閉，1905年由毛鴻翙的孫子毛履泰4年前創辦的永泰裕倒閉。也是在這一年，西伯利亞鐵路竣工，俄國靠馬車運輸茶葉的歷史終結，恰克圖的貿易中心地位喪失。
1906年4月，清政府頒布《破產律》，1908年制定《銀行通行則例》，後者是中國第一部由國家頒發的專門管理金融機構的法令，它將票號納入銀行的經營範疇，其頒布標誌著中國政府對金融業實行法律監管的開始。在這之前的200多年，從賬局、錢莊到票號都沒有法律的約束，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
大多數山西票號在創設之初，資本金很少，它們利用政府客戶預存的儲金，大肆放貸，不斷滾動發展。《銀行通行則例》要求對票號進行驗資註冊，否則不能經營銀行業務。也是在這時，清政府打算改組戶部銀行為大清銀行（即辛亥革命後中國銀行的前身），再次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
1908年3月22日，一次決定山西票號興衰的會議在北京德勝門外的山西會館召開。這一天，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掌柜們都趕到這裡，一方面公議清政府頒布的銀行章程，一方面商議票號改革事宜。
作為山西匯業公會的領袖，李宏齡既是這次會議的召集者，又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本次會議還特邀了曾是祁縣首富家族的渠本翹參加。據《清稗類鈔》記載，渠氏資產為白銀三四百萬兩，是祁幫商人中資財最大的一戶。渠氏經營的茶莊「長裕川」聲名卓著，票號「三晉源」匯通天下。渠本翹是一位膽識、開明兼具的人物，他與父親不和，長期住在外公家讀書，這讓他成為這個家族乃至山西票業的一個另類。
就渠本翹本人來說，他有學識，是晉商中為數不多的讀書人，1892年考中進士；有眼界，當過清政府駐橫濱的領事；有威望，捐助過山西省立女校，1906年領導過山西贖礦運動；有資歷，接辦過官辦的山西火柴局，創辦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業企業雙福火柴公司。
從東家的財勢來說，如果說祁縣渠家票號與平遙侯家票號不分伯仲的話，那麼山西票商要組建銀行，總經理的人選最可能在這兩個家族及其職業經理人團隊中產生。侯家全權委託職業經理人毛鴻瀚管理，渠家則自己培養出了一個渠本翹。如果拿這兩個人來作對比的話，毛鴻瀚才淺志疏、遲鈍褊狹，顯然佔據下風。儘管李宏齡是毛鴻瀚的下屬，但他的傾向和態度也很明朗，就是要推選最理想的人選。
祁縣、太谷、平遙三地票號京庄的經理們一致同意合組「三晉匯業銀行」，並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畫。第二天，一封由北京發出的絕密信件寄到了所有山西票號的總號、分號：
敬啟者，我晉向以善賈馳名中外，匯業一項尤為晉商特色。近百年來各業凋零，而晉人生計未盡絕者，獨賴匯業撐柱其間……故立銀行以補救之，縱使票號盡廢，有銀行尚可延一線生機，否則同歸於盡而已。
這封信還提出了開辦銀行的具體章程，首先，每家出資「三五萬兩」白銀，組成500萬兩白銀的資本。其次，新成立的銀行為有限責任公司，「悉遵票號做法，略改其不便之處，以合銀行規則」，聘請渠本翹為總經理。再次，新銀行不再實行票號的信譽貸款制度，而採取抵押貸款的方式。最後，新銀行作為各票號的後盾與清政府開辦的通商、大清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展開全面競爭。
但山西票號總部再次對改組的建議予以回絕，「老號諸執事，泄泄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於已無關」。期間，由浙商投資的興業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先後於1907年和1909年成立。
國內政治及經濟領域已經積蓄的新氣象，讓地處內陸腹地的山西票號總部的大掌柜們，難以感同身受。李宏齡並沒有因此放棄，這是他最為難能可貴之處。他隨即向山西票號駐各地的20多個分號致電，闡明利害，以求響應。對此，李宏齡向總部老幫們甚至向東家發信：
方今時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學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並無此舉，而京城、天津、上海、漢口數處不可不往。火車、火船往來甚便，亦不甚辛苦，不過往返數日，細思有利無弊。
山西票號有個約定俗成的規定：駐外分號掌柜不得直接面見財東，財東不能輕易干涉號務。李宏齡原以為執事者沒有與東家商討，就不惜越級上書票號東家侯崇基，結果東家竟以「號中之事須由執事做主，我不便吩咐」為由，把李宏齡擋了回來。
外界的動蕩、時局的變幻莫測和來自商業領域的喧囂與天順堡的寧靜無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達和諧，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山西平遙、太谷、祁縣顯赫結實的老宅子，無形中成為山西大本營的東家和大掌柜故步自封、視野禁錮的一堵圍牆。
關於成立銀行的人心向背已經非常明了，但毛鴻瀚作出了一個可以說是斷送了整個山西票號業前途的決定，他對各分號說：「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