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目前危害人類生命的有三大威脅：飢餓、疾病、戰爭。而飢餓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威脅。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飢餓。人類的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飢餓史與反飢餓史。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布朗認為：「未來的真正威脅，將不是軍事侵略而是飢餓問題。」
目前的世界，雖然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糧食總產量大幅度增加，但由於人口劇增，因此，糧食供需緊張的矛盾不僅沒有有效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表現在數以億計的人口還在過著食不裹腹的生活，世界糧食儲備量逐年減少。在此背景下，布朗等人致力於對世界糧食形勢的研究與分析，以期引起全世界的重視，這是有價值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布朗認為，將來的世界是一個「飢餓的世界」，其理由是糧食的增長將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把未來世界飢餓爆發的隱患不是落在撒哈拉以南的那些耕地面積較少、氣候環境惡劣、經濟發展落後、糧食現在就已短缺的非洲國家裡，而是強加在糧食生產得到較大發展並已基本上解決吃飯問題的中國身上，顯然，這不是無意的錯誤就是有意的歪曲。
布朗認為，世界進入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一個「食物危機」的時代就要來到了。他預言，當擁有世界22%人口的中國準備加入到富國的行列並以同樣的高標準來生活的時候，這種向「食物危機」時代的過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其意思是說，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人的糧食需求增加，中國又沒有能力增加供給，於是，只好大批進口糧食，從而導致世界糧食的短缺。換句話說，就是富裕了的中國人會到他們的飯碗里搶飯吃。因此，他認為，中國未來的飢餓問題，也是全球最棘手的問題，中國的糧食短缺將是世界的糧食短缺，中國的糧價上漲將是世界糧價的上漲，中國人的土地危機將成為每個人的土地危機。他說：「即將出現的中國的巨額的糧食進口將會向整個世界發出一聲響亮的醒世呼喚。它將給我們這個已擁有57億人口的星球帶來巨大的生態衝擊。它將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安全』的定義，因為食物匱乏和經濟不穩所帶給我們的威脅將比武力侵略更為可怕。」
布朗還充滿恐怖地告誡：目前世界真正的矛盾，並不像我們通常所想像的那樣，出現在為貧窮所困擾的索馬利亞和海地，而是出現在經濟發展的中國。
難道經濟發展了的中國倒反而成了地球的負擔嗎？布朗的論調引起世界輿論的嘩然，而國內外絕大部分的專家學者在經過縝密的研究與分析後，都一致認為布朗的預測是錯誤的，連美國農業部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也不贊成布朗的說法。
布朗預測，自1990年至203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減少20%，這著實令人吃驚。但布朗的這一預測同多數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美國農業部預計，在今後幾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每年增加約1%。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食品政策研究所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小麥、玉米和大米產量將分別增加90%、80%和54%。世界糧農組織儲備局局長尼科斯·亞歷山德拉托斯估計，自1990年至2030年，即使中國的穀物(小麥、玉米和大米)種植面積減少2%，其穀物產量也可能會增加68%。
亞歷山德拉托斯發表了《從全球角度看對中國未來糧食短缺的預測》，對布朗的預測作了明確的反駁。他認為，布朗對未來的天諭般的預見是建立在一些不現實的假設條件之上，這次的預見並不比他早先曾作過的關於災難到來的預言高明多少。布朗在1974年糧食漲價高峰時，曾預言糧食的實際價格將持續上漲，而沒過多久，糧價卻再度出現了長期下跌的趨勢；另有一次，布朗曾作過美國、法國和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在70年代末將會停止的預言，而事實上這3個國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里，糧食產量卻得到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美國《外交》雜誌1996年發表哈佛國際事務中心準會員羅伯特·帕爾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確地指出：「面臨危機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國」。他認為，世界糧食體系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南亞和非洲，世界糧食體系面臨的危險大多與中國無關。他說，在非洲，營養不良的人口在今後幾十年很可能會增加，因為非洲存在著管理不善、經濟增長緩慢以及農村地區環境退化等諸多問題。氣候惡劣，自然資源缺乏，農村地區生活貧困，男女不平等，所有這些使糧食產量僅保持在2%的年增長率，低於人口增長率，在每年某一段時間總有多達40%的人口營養不良。在南亞許多地區，人口密度大，而且這些地區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這都將加劇糧食的供需矛盾。而對於中國來說，雖然隨著中國人的收入增加，糧食消費將持續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認為出口國和中國的穀物生產者將無法滿足這種需求，是錯誤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發展的能力。對於布朗這樣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者來說，他們關注的焦點應該是非洲而不是中國。
中國科學院生態中心副研究員、《誰來養活中國》的譯者康曉光認為，布朗的分析是嚴肅的，但又是片面的，而他的結論則是荒謬的。他認為，布朗低估了中國糧食增長的潛力。他在低估了中國耕地面積的同時，又高估了目前的單產水平，從而錯誤地認為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已達到了自然資源所允許持續增產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進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做類比時忽略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重要區別——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呈現高度的空間不平衡性。就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糧食產量下降的同時，西北省份的糧食產量卻在上升。目前，「北糧南運」、「西糧東調」的格局已經形成並將長期存在，這使中國糧食產量下降的時間會大大延後，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將小於日本和韓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錫文認為，中國並不存在布朗說的糧食安全問題。1978～1995年18年間，我國進口糧食2.26億噸，但也出口糧食1.08億噸，進出口相抵年均凈進口為657萬噸，只佔中國糧食年消費總量的1.5%，只佔世界糧食進口量的6%。中國糧食的生產和供應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證的。
中國農業部前部長劉江則用一系列確鑿可靠的數據向世界宣布：中國人完全有能力養活自己。他指出，從1949年至1984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由1.1億多噸增加到4億多噸，年均遞增3.7%，人口雖然由5.4億增長到10.43億，但人均糧食佔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1984年至1995年，我國糧食生產又跨上了4.5億噸的新台階，年均遞增3%。肉類、水產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佔有量分別達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現在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糧食安全問題的重大貢獻。而未來的中國人，也完全能夠養活自己，到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預計需要糧食6億多噸。按這個目標，今後平均每年糧食產量要增加40億公斤，年遞增率不到1%。而建國以來我國每年糧食平均增產近80億公斤，年遞增3%。因此達到6億噸所需要的年遞增速度只相當於建國平均水平的1/3，只相當於近10年的1/2。這個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布朗先生之所以陷入悲觀主義迷霧而看不到中國糧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為他過多、過重、甚至誇大中國糧食生產和供給的不利因素，而同時又忽視中國糧食生產和供給的有利因素。本書從糧食生產與需求等多方面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總的來說，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的糧食發展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但我們同樣也看到，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巨大，不僅能養活現在的12億多人口，而且也能養活將來的16億中國人。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存在著多種發展糧食生產、增加供給和解決吃飯問題的有利條件，如國家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業和糧食的生產，近年來採取了一系列的護糧、興糧的政策措施。此外，在農村改革中獲得自主權的中國數萬萬勤勞的農民，更是興農增糧的雄厚力量源泉。如果充分發揮這些條件的巨大作用，那麼，中國的糧食的前景不是悲觀，而是令人樂觀；不是暗淡，而是充滿光明。
丁聲俊等學者對中國的糧食生產潛力作了比較詳盡的研究。首先，中國不會像日本、台灣50年代以來那樣，耕地以每年1%的速度減少，以致到2030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只及現在的一半。中國固然由於工業化的需要，將不可避免地要佔用一部分耕地，但中國也有著雄厚的耕地後備資源，能對耕地的減少起著補償作用。1949至1994年，中國耕地每年凈減少不到100萬畝，這主要是由於採取開墾、復墾的方式增加了新的耕地。目前中國有宜墾荒地2億多畝，中國政府計畫每年開墾600萬畝，每年耕地減少控制在700萬畝以內，耕地凈減少控制在100萬畝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