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生殖的民族，在中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無不以人多勢眾為榮。孔子就有「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的訓誡，墨子則除了主張人口多多益善，還極力提倡早婚早育：男子20歲娶妻，女子15歲嫁夫。因此，長期以來，中國歷代政府奉行的都是鼓勵生育的政策。即使人口增長到形成一定壓力時，歷代朝廷政府也不是通過控制人口的方式來緩解矛盾，而是採取開墾荒地等措施，增加播種面積以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因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統治時期，基本上沒有控制人口的概念，在我國浩如煙海的醫術典籍中，也只談如何有子，卻從不言及避孕與墮胎。古人甚至把避孕與墮胎視為罪惡之舉，是變相殺人。《闖微草堂筆記》卷九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有一女子高價向某醫生求購墮胎藥，醫生堅決拒絕，結果女子因私生子降生而敗露，幼嬰被殺，那女子也自縊身亡了。死後，女子到閻王殿去告那醫生，醫生卻理直氣壯地答日：「葯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奸敗，與我何尤？」
中國全面實行計畫生育政策是70年代。不過，早在建國初期，我國就有過實行計畫生育的想法。50年代初期，黨和國家領導人便召開過人口問題座談會，批轉有關報告，倡導節制生育；1960年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的第29條明文規定：「要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畫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又正式發出指示：為了控制人口發展，「使生育從無計畫走向有計畫，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既定政策」。但是，就在這年，全國大張旗鼓地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使計畫生育的提議很快被壓制了下去。
以後，隨著人口增長的壓力，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曾不止一次地呼籲人口生產要有計畫地進行，主張將人口生產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畫。1962年，周恩來總理內疚地承認「宣傳節育抓遲了，要公開宣傳節育」；1964年，國務院正式成立計畫生育委員會機構，同年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大普查；1965年，周恩來總理8次講計畫生育問題，毛主席也出面講了5次。但是，一方面是節制生育的認識不清，當時的節制和控制人口，主要出於有利於婦女和兒童身心健康與發展考慮，迴避了人口數量過多問題，甚至提出不是由於「人口多」而提倡計畫生育，恐陷於馬爾薩斯人口論之嫌；另一方面是節制生育的實施力度有限，尤其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對以馬寅初「新人口論」為代表的理論上的批判，使人口越多越好論佔據支配地位，人口節制主義理論成為無人問津的「禁區」。當時的政策還誤以為人越多越好，說「中國人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並採取多子女補助費鼓勵生育。一直到70年代末還有些理論家鼓吹「手口論」——不要只看到人多口多消費多，還應該看到人不僅有口還有手，手可以勞動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這實際上是早被馬克思批判的拉薩爾觀點：「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源泉」，但在當時卻被奉為經典，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全國處於一片無秩序、無法律、無規則的狀態，計畫生育被束之高閣，人口生育處於聽之任之、隨意發展的狀況。
其結果，人口「雪球」越滾越大，人口年平均增加數量由50年代初期的1000多萬，增加到70年代初期的2000多萬，人口出生率高峰時達到43.6‰。人口增長到了不控制不行的地步了。1973年，國務院計畫生育領導小組成立，提出「晚、稀、少」生育口號，從此開始了加強人口控制的宣傳和領導。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53條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畫生育」，正式將「實行計畫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說明了計畫生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同年，中央還發出一號文件，開始倡導「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項政策在廣大城市及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實施開來。在此前的口號是「一對夫妻生兩個好」。
經過痛切的反省，中國終於走上了計畫生育之路。
由於計畫生育國策的成功推進，我國12億人口的到來，被推遲了整整9年。據統計，實行計畫生育20年來，全國累計少生了3億人。人口增長率，從70年代初開始受到遏制，由70年代初的30‰下降到了現在的10‰左右。
少生3億人，意味著老百姓和國家得了實惠。僅按每人從0歲到16歲撫育費一項，可節省開支4萬億元。4萬億元相當於「六五」、「七五」10年間國家用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假設這4萬億元都用來搞建設，可以蓋135座寶山鋼鐵廠，可以修1800條沈大高速公路，可以建1900個亞運村。
少生3億人，使我國民眾健康水準不斷提高，中國人活得更好更長了，平均期望壽命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69.05歲，成為世界上平均壽命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少生3億人，意味著中國原本高速狂奔、難以遏制的人口快車速度明顯減緩，按國際通行標準，中國已躋身低出生率國家之列。我國的城市已達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形態。
現在，中國的人口增長率雖然還高於西歐國家，如英國的3‰，法國的4‰，但已與美國(11‰)和加拿大(12‰)的水平相近。
中國計畫生育的偉大氣魄和驕人成就舉世矚目，國際著名人口專家米勒先生認為，中國是惟一有膽量面對嚴重人口問題的國家。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人口學家也一致評價：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國家。中國對人口的有效控制，不僅使中國高速增長的人口列車緊急剎車，而且對於穩定亞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長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然而，人口增長就像奔跑著的列車，其巨大的慣性難以令其嘎然而止。今天，中國的人口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人口的憂患仍像陰霾一樣籠罩在中華民族心頭。12億多的人口基數，將使每年凈增人口超過1200萬，等於要多養活相當於智利全國的人口數。每年新增加人口，將消耗掉新增國民收入的1/4，極大延緩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並逐步使計畫生育成為人們自覺自愿的行為，轉變生育觀念，降低生育率。與此同時，將計畫生育工作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同幫助群眾致富奔小康結合起來，同建設文明幸福的家庭結合起來，將人口控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口控制持久、有效地開展下去。
現代的人們，已經從擁擠的街道與日益縮小的村莊，感受到了人口的壓力。在世界各國科學家在研究地球能承載多少人口的時候，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不能不考慮我們腳下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到底能養活多少中國人。
早在1956年，中國學者孫本文就曾從耕地狀況出發，提出中國人口容量為8億的觀點。70年代末以來，更多的學者從食物供應、淡水資源、經濟發展等角度，計算中國環境的人口容量問題，並分別提出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7.5億、6.3～6.53億、6.5～7億、9.5億等。如田雪原、陳玉光等從就業的角度提出中國100年後的經濟適度人口為6.5～7.0億之間；宋健等從食物供應和水資源供應的角度提出了在百年時間裡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的水平，理想人口應在7億以下，按照發達國家的平均用水標準衡量，則應在6.3～6.5億之間；胡保生等對20多個社會、經濟、資源因素進行可能性和滿意性分析，提出中國100年後人口應保持在7～10億之間，這些研究均是以80年代初的現狀為基礎進行外推或預測的。從現實的情況看，中國的人口早已超過人們期望的理想狀態，並還在繼續攀升。
我們這一代，正好是與這一理想狀態擦肩而過的一代。錯過了太陽，不能再錯過月亮！我們現在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把中國的人口控制在中國的土地能承載的極限狀態之內。如果說人口的理想狀態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發展，那麼極限狀態則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存。
我們不能再犯下過去同樣的錯誤。
那麼，中國的土地承載極限到底是多大呢？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土地最多能養活多少人呢？當然，任何預測都不可能是完全準確的，因為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都是難以預料的，但這並不排斥基本的估計。
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在80年代初曾對發展中國家土地資源的潛在人口承載力進行綜合的測算，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參照這一方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