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在糧食供需矛盾尖銳的情況下，為打擊投機資本家擾亂糧食市場而不得已才出台的政策，是對付資本家的一個臨時辦法。實行後確實起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控制了市場，穩定了糧食局勢。而那些試圖壟斷控制糧食的投機資本家也因此紛紛土崩瓦解，大部分私營糧商則轉業歇業，僅20%左右的繼續從事一些代銷業務，不過很快也就在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中，公私合營了。
資本家「消滅」了，但對付資本家的辦法卻繼續保留了下來。因為中國的糧食局勢依然處於緊張狀態，保留這種帶有軍事化的手段，對於控制和穩定糧食市場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結果，打資本家的板子，落在了農民的頭上。
我們很容易看出，統購統銷，關鍵是統購，並且是低價統購，是國家為了掌握糧源，通過行政手段用較低的價格向農民徵購糧食。這在建國初期糧食極度緊缺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應急的辦法，也是一些國家在工業化建設初期不得已走過的路。問題是，我們一下子搞了40年，壓抑了農業，壓傷了農民。
建國初期，我們幾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開始工業體系的建設，而當時中國人連吃飯問題都沒有解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兩大任務。國家必須掌握足夠的糧源，以保證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和工業化建設的需要，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國家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力通過市場等價交換取得糧食，不得不用政府行政配置的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取得糧食。
中國的農民是最通情達理的，政府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當時，農民把上交徵購糧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每到收穫之後，總是要把最好的糧食上交國家。即使受災減產，農民寧願自己勒緊褲帶子，卻總要先保證「愛國糧」的上交。由於工業化建設的迅速發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糧食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遠遠超過糧食的生產量，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民幾乎是自己餓肚子來保城裡人吃飯。我們不妨看看1960年的糧食消費狀況，淮河以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口糧為180公斤原糧，淮河以北地區平均每人全年口糧150公斤原糧，受災地區則在150公斤以下。我們即使按180公斤原糧計算，摺合成成品糧僅126公斤，每個月10.5公斤，而城市居民最低檔次的標準也是每人每月12.5公斤，一般工作人員都在14公斤以上。作為直接生產糧食的農民，其體力消耗是一般城市居民的幾倍，但他們的糧食消費卻低於城市居民的最低檔次。這就是說，我們的農民寧願自己挨餓，也要盡量保證城市居民吃飽肚子。省口待客，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當代中國農民的身上體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我們為這樣偉大的農民舉手加額！
我們也為這樣善良的農民扼腕嘆息！
但是，「左」傾的錯誤，反而把農民的偉大和善良當成利用的籌碼。
實行人民公社體制後，許多地方利用人民公社高度集權的性質，不切實際地唱高歌，大肆強征過頭糧，試圖以緩解糧食供求緊張局勢，結果造成廣大農村缺糧少糧，有的地方甚至超越極限，把農民的口糧都征走了。尤其是進入70年代，由於基本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大幅度增加，僅1970年到1971年兩年就增加了983萬人，工資支出和糧食銷售都失去控制。周恩來在1972年初便指出：全國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突破800億斤。這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個方面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遺憾的是，周恩來對糧食形勢敲起的警鐘未能引起各方面應有的注意。到1972年下半年，糧食銷售越來越失去控制，國內糧食收支相抵，虧空竟達75億公斤。
由於糧食產需矛盾尖銳，供求關係緊張，國家糧食購不足銷，為緩解這種局勢，在安排糧食徵購計畫時，從上到下都偏重國家需要的這一頭，導致部分地區重犯購過頭糧的錯誤，人為地擴大了農村缺糧面。1971年後的幾年，糧食生產發展緩慢，為了保證糧食銷售逐年增長的需要，超越極限地布置農村糧食徵購，許多地方把農民的基本口糧都征走了。那幾年，四川省農民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僅150公斤原糧，連半年都吃不到。1975年，貴州省完成糧食徵購任務550萬公斤後，農業人口平均口糧只有128公斤，剛到年底，就不得不返銷500萬公斤糧食，佔了徵購任務的91%。
有一些地方和部門，在江青等人的控制、操縱下，尤其更加過火。凡糧食徵購任務完成不好的，一概歸之於沒有抓好「階級鬥爭」這個綱，沒有大批「資本主義」。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災年不減貢獻」，徵購糧食「只爭朝夕」；並把農民交售糧食的多少，作為「鬥私批修」的一個內容。不切實際盲目強征過頭糧，不僅嚴重挫傷了農民積極性，影響了糧食生產的正常發展，而且把廣大農民推到了半飢餓狀態，一些地方交了徵購糧便沒了口糧，必須靠國家返銷度日，有的地方需要用瓜菜代替半年的口糧。農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
今天，我們客觀地評價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不難發現，在解放初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它是保證我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和糧食供給，也即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的有效途徑，並且保證了我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防止了因財產分配不公而出現的社會動蕩。然而，這種為了保證國家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收購而提出的臨時性措施，一實行就是40年，究其原因，在於這種措施的真正作用，是一手壓低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用變相的無償形式把剩餘的農產品收上來，另一手則是用低價農產品的配給保證了工業勞動力的低工資和工業原料的低成本，然後在工業低成本和國家對工業實行壟斷的基礎上，將工業部門獲得的壟斷高利潤通過財政渠道進一步轉化為新的工業化積累資金。也就是說，統購統銷的作用不僅僅保證了糧食的收購，而且還成了我國初期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的轉換器。沒有這個轉換器，原始資本積累就可能難以完成，工業化也就難以用很快的速度向前推進。但是，這種作用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其突出的特徵是用嚴重背離價值規律的低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而後再以福利的形式供應給城市居民。這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初期或許是無奈的選擇，而隨著工業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我們繼續執行這種壓制農民、壓抑農業的作法，卻是不可取的。從大量的資料分析，我國從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20多年時間裡，糧食生產發展緩慢，在一定程度上，也與這種剝奪農民利益、低價統購糧食的政策有一定的關係。因此，我們說，從國家掌握糧源、控制市場的角度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具體操作上，長期實行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低價供應城市居民的方法，卻是不符合價值規律與市場機制的。
中國的農民自己勒緊褲帶子，保證了城裡人吃飯，保證了工業化建設，但我們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
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批評過「片面地注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傾向。他明確指出，在處理國家和農民的關係上，不要像蘇聯那樣把農民挖得很苦，不能搞「義務交售制」，要「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毛澤東試圖在既要發展工業又要保護農民利益之中尋找一條合適的道路，但最後的發展，使我們走了與前蘇聯同樣的道路：犧牲農業保工業。
早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根據他設想的共產主義模式，主張取消糧食自由貿易，採取軍事性的餘糧徵集制，實現全社會的計畫生產和計畫分配。1918年夏，蘇聯全國進入以「餘糧徵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這一方面基於列寧的共產主義設想，另一方面，當時因戰亂，國家也確實拿不出足夠的工業品去交換農民的糧食。為此，蘇聯強行實施了集體農莊制度(中國的農業合作社即從此學來)，既把農業看作是出口產品的主要貨源，藉此來引入工業必須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又把它看作是加快發展城市工業力量的糧食供應基地。但這種強制性的餘糧徵集制卻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造成社會強烈震蕩，工農業生產一度出現混亂，甚至造成數百萬農民的死亡。
列寧為此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迅速改變了過去比較偏激的觀點，開始恢複農產品糧食有限度的自由貿易，大力發展農業生產。
但是，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完全扭轉了社會發展方向。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領導進行了「剝奪農業、發展工業」的農業社會主義化，確立國家對農產品的計畫控制和分配。
斯大林這種「剝奪農業、發展工業」的經濟體制，最終導致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由於農業、輕工業的嚴重滯後，使整個國民經濟走入了「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率」的死胡同。生產發展速度持續下降，市場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