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在他那本引起世界轟動的《誰能供得起中國所需的糧食》一書中，引用了一個例子：1993年，當一位記者向一位邊遠山區的農民了解關於生活狀況的改善問題時，這個農民的回答是：「總體來說，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們家現在每周能吃上4次到5次肉，而10年前我們根本吃不上肉。」因此，布朗認為，中國的12億人民正在大幅度地改善其膳食結構。而像目前中國這樣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改善膳食結構，布朗認為是史無前例的。
當基本解決吃飽問題後，人們還要求吃得好一點，這是非常正常的，絕不是什麼奢侈，而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從所有國家的發展過程看，都經歷過類似的情形。中國的農民多吃幾餐肉，就大驚小怪，甚至認為會影響到世界的糧食安全，顯然是荒誕的，也是不公平的。
肉類食品的增加，也就是說糧食的間接消費量增加，在中國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1980年，我國全部飼料糧消費為386.5億公斤，人均39.2公斤；到1986年，全部飼料糧消費增加到740億公斤，人均69.8公斤，幾乎翻了一番。1994年，全部飼料糧消費達到1505億公斤，人均125.6公斤，又接近翻一番。而這年我國糧食總消費量為44500萬噸，飼料糧消費佔了1/3以上。從飼料糧占口糧的比重來看，也說明了這一趨勢。1987年我國的人均口糧為248.88公斤，而到1992年下降為235.91公斤；人均消費的飼料糧則由1987年的87.185公斤上升到1992年的114.42公斤，占口糧比重的48%。這對於一個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國家來說，確實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它標誌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開始由「吃飽」向「吃好」轉化。
當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還相差較大。從上面可知，中國到1994年，人均糧食間接消費(主要是飼料糧)還只有總消費量的1/3，而美國，人均糧食的間接消費是直接消費的9.3倍，佔總消費量的90.2%。一個美國人每年直接食用的糧食僅六七十公斤，每個月僅5公斤，因此，有人說，美國人幾乎不是靠「吃飯」而生存了。
除美國外，像英國，間接消費的糧食量也是直接消費的糧食量的3.5倍，前蘇聯是3.1倍，而中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糧食的直接消費仍要比間接消費多得多。目前中國的直接消費是間接消費的3倍，而印度尼西亞則更低，是14.2倍，印度是8.5倍。
中國正處於一個間接糧食消費大幅度增加的時代。1980年，我國的糧食直接消費量達27180萬噸，占糧食消費總量的87.1%，糧食的間接消費量為3860萬噸，只佔12.9%；到了1986年，糧食的直接消費所佔比重仍達到80.8%，間接消費所佔的比重只有19.2%；而到1994年後，中國人的糧食間接消費量已基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
經過對中國糧食問題的考察，布朗先生得出結論：中國的12億人民正在大幅度地改善其膳食結構。他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低收入的人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這些錢去改善伙食。中國人的膳食結構過去主要以大米之類的澱粉類糧食為主，它們所供應的熱量約佔總攝取量的70%以上。現在，中國人的膳食結構已變得更加豐富，其中已經包括有肉(豬肉、雞肉、牛肉、羊肉)、蛋、奶、黃油、乳酪和冰淇淋等。伴隨收入增加所導致的食物花樣改變，這在所有的社會都很普遍。中國在近4年里，經濟奇蹟般地增長了56%，人均收入增長了50%，因此說，中國大規模的膳食結構改變已經來臨。
布朗還認為，肉類產品的生產量和消費的增長，是衡量中國1978年進行改革以來經濟變化最好的指標。1977年，中國肉類產品總消費量是7.7億噸，16年後，這一數字增長了5倍，人均肉消費量也從1977年的8公斤上升到1994年的32公斤。中國的鮮肉消費量與工業化國家的差距在不斷地縮小。
不過，全面的看，雖然我國的間接糧食消費量普遍增加了，但城鄉之間卻還有著明顯的差距。農村地區的糧食間接消費量還處於較低水平。我們不妨比較下面兩個表：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直接消費的口糧，農村比城鎮高1倍左右，而肉類則城市比農村高1倍，水產品、奶的消費，城鎮比農村高3倍左右。
這是截止到1991年的情況。而根據對1994年的資料分析，口糧人均消費城市為102公斤，農村為257公斤；肉類消費則仍然是城市高出農村一倍左右。從中我們可以推想到，隨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民的動物性食品將會有一個較大的增加過程。如果農村居民的肉食品消費量僅達到目前城鎮的水平，9億農民也將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與布朗不同的是，他從中看到的是中國糧食的危機，我們看到的則是中國糧食的壓力。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讓農民吃好一點，吃營養一點，這是我們的期望所在，也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我們不能因為考慮糧食的平衡而剝奪農民的消費需求。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時代是解決中國人民吃飽飯的問題，而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擔負的則是滿足人民吃好的任務。
顯然，讓人民吃好比吃飽困難更多，難度更大。
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中國人直接食用的糧食還將有所減少，而通過肉食品消費間接消耗的糧食則將會大幅度增加。這給中國的糧食生產無疑是一個更加沉重的壓力，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們無法推卸的責任，是祖祖輩輩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
肉類食品不僅營養高，而且口感好，因此，中國老百姓把餐桌上有沒有肉作為衡量生活狀況的一個標準。
但是，櫻桃好吃樹難栽，肉食品好吃卻耗糧大。
儘管每單位動物類食品所含的營養成分要遠遠高於每單位植物類食品，例如一斤肉所含的蛋白質、脂肪等要遠遠多於一斤大米或麵粉的含量，但是每單位動物類食品所需要消耗的糧食也大大多於人們直接消費相同單位的糧食。這也就是說，人們消費的肉食品增加，相應的也就間接消費的糧食增加，而這種增加不是一比一的關係。按我國目前的水平，每產1斤肉，就需要消耗7斤糧食(飼料)。換句話說，我們每多消費1斤肉，就等於多消費了7斤糧食。這也就反映了，讓人們吃好比吃飽要困難許多倍。
實際上，中國的肉產品消費主要是豬肉，1994年豬肉的消費量占肉產品總消費量的3/4，以至中國的豬肉消費已經接近西方的水平，而其他許多國家則以牛羊肉為主。飼養牛羊尚可以通過牧場草場，而飼養生豬則主要靠糧食飼養。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耕地少、人均糧食佔有量還不到400公斤的國家，過多地發展生豬生產顯然是不現實的。換句話說，我們把提高肉類食品的佔有量全部寄托在生豬身上，是不恰當的。分析近10年我國糧食波動的情形，我們發現，有許多次與生豬的發展有一定的關聯。往往是糧食豐收了，便大力發展生豬；生豬發展多了，則又出現糧食緊張。
現在，我國政府正在有意識地改變中國人的肉食結構，推薦提高雞肉、蛋和牛肉的消費。因為目前我國人均的豬肉消費量正在接近美國，但牛肉、雞肉和奶製品的攝取量則無法與美國相比。雞肉在中國曾經是奢侈品，目前的人均消費量也只是美國的1/10，相對於豬而言，雞肉的糧食轉化率較高，一般2公斤糧食可轉化為1公斤雞肉。牛羊肉可以通過牧場和草場飼養，糧食消耗較少，發展牛羊及家禽的飼養，是將來中國提高動物食品消費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日本依賴海產品提供動物蛋白。日本的海產品消費量是每年人均81公斤，是世界上消費量最高的國家之一，以至目前日本的飲食以米飯和魚為代表。日本每年從海洋中大約打撈1000萬噸海產品。受日本的啟發，許多國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海產品的捕撈，但到現在，由於大規模的過度捕撈，海洋漁業資源已接近生物極限。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資料，有17種主要魚類的捕撈已達到或超過承載力，有9種魚類則開始減少。因此，中國選擇日本的道路已顯然行不通了。
目前中國對魚類的需求，只能靠養殖業來滿足。目前中國的養殖業現在年產600多萬噸，但養魚又會給糧食生產帶來新的負擔，因為每生產1噸魚大約需要消耗2噸糧食。
自1978年的農業改革以來，我國用於養殖業的糧食一直在穩定增加，1994年達到1800萬噸，幾乎占糧食消費量的23%，現在，中國用於養殖業的糧食量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而美國是一個糧食過剩的國家，人平佔有糧食1500公斤左右，中國只有他們的1/3，大部分糧食要用來填飽肚子，能用來發展養殖業以此增加肉類消費的糧食相當有限。從這點看，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