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是在灰暗的氣氛中到來的。上年底首都南京失陷及隨後發生的南京大屠殺，證明了日本入侵者已經用殘暴冷酷將中國推向了苦難的深淵。當時中國軍隊接連在南、北戰場遭受重大傷亡，如果華東的日本軍隊乘勝沿長江攻擊武漢，形勢將異常嚴竣。
當時的日本軍人還沉浸在佔領中國首都的狂歡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談和條件，等著中國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畫押，那些極為苛刻的條件是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達的。
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規定的最後期限。日本政府沒有收到中國政府任何實質性的答覆，日本的軍政首腦失望又惱怒，因為戰爭還得繼續。第二天，日本近衛內閣發表了傲慢的「一·一六聲明」，宣布不再以交戰中的國民政府為對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國會質詢時，又盛氣凌人地做了補充聲明，他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已經開了國際法上的新例，是否認國民政府並徹底抹殺它。
日本軍方著手準備更大規模的戰爭。
在1938年里，日軍的目標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實現華北與華中日軍的會師，然後通過平漢路與長江進兵中原，佔領武漢，一舉結束對華戰爭。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的戰略制定者們最有想像力的計畫了。
1938年初的武漢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時中國戰時首都已經定在長江上游的重慶，但交通便捷、工商業發達的武漢才是中國抗戰的實際的政治與軍事中樞。抗戰給這個城市帶來的不僅是緊張，也有興奮，甚至還有短暫的繁榮，酒樓茶館依舊門庭若市。
如果說穿城而過、溝通東西的洶湧長江是武漢三鎮的魂魄，那貫通南北、匯聚武漢的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就是這座城市的血脈。東南地區淪陷以後，交通便捷的武漢就成了最重要的軍火補給基地。從海外購買的各種戰略物資由廣州通過粵漢鐵路北運，經武漢三鎮集散後，再分頭接濟各戰區的軍隊。值得誇耀的是，武漢號稱「中國的芝加哥」，是內地惟一的工業城市，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漢陽造」對許多苦於沒有像樣武器的戰士來說，依舊是心愛之物。
走在盛夏的武漢街道上，常常聽到一首亢進的歌曲，歌名叫《保衛東方馬德里——大武漢》。共產黨人和左翼的人士喜歡這種聯想和類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圍攻，而中國面對的是日本法西斯，所謂環球同此涼熱。
保衛武漢是整個1938年公眾最關心的問題。
這一年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的蜜月時代。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武漢遷往南昌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為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為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軍全軍共10300人，分成4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陳毅，第二支隊司令張鼎丞，第三支隊司令張雲逸，第四支隊司令高敬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新四軍劃屬第三戰區指揮。
整整一年裡，國共雙方在山西、徐州和武漢戰場上，從戰術到戰略的配合絲絲入扣。
這年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陳誠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登門請周恩來出任副主任。周恩來深知國民黨內部複雜，再三推辭。中共中央得知此事，特意發來電報，表示如果屢次推辭，蔣介石和陳誠也許會誤會共產黨無意相助。就職以後的周恩來成為國民政府中職位最高的共產黨領袖，周恩來很重視這項工作，常常白天在政治部處理公務，晚上再趕回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去工作。共產黨人對保衛武漢傾注了熱情和智慧。
嚴竣的局勢提醒人們，對整個戰局也好，對武漢的防守也好，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3月29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珞珈山召開。當天，創刊剛剛兩個多月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主張各黨聯合一致，親密無間。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抗戰建國綱領」也受到各方面的擁護。
4月1日，負責防衛津浦線與徐州一帶的第五戰區傳來了捷報。在以前並不知名的山東南部小鎮台兒庄，中、日軍隊激戰8個晝夜以後，日軍開始潰退，台兒庄大捷造成日軍數萬人的傷亡。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勝利。自從上海、南京、太原等重要都市相繼陷落以後，中方在戰場上沒有傳出過什麼激動人心的戰報，台兒庄大捷的消息傳來，令武漢三鎮一片歡騰。武漢舉行了10萬人的火炬遊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一書中有段生動的描寫：「在武昌的黃鶴樓下，被人眾擁擠得水泄不通，輪渡的乘客無法下船，火炬照紅了長江兩岸。唱歌聲、爆竹聲、高呼口號聲，彷彿要把整個空間炸破。武漢三鎮的確是復活了！誰能說人民是死了呢？誰能說鐵血的鎮壓可以使人民永遠窒息呢？」
同一天，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當大會宣布這一結果時，汪精衛面色不快。他把對蔣介石的不滿及對抗戰前景的悲觀看法藏在了內心深處。
中國的抗戰要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下去，首先得挖掘自己的力量。
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150名代表中有重要黨派的代表，也有社會團體、邊疆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7名共產黨的參政員除毛澤東請假未來，其他的都參加了會議。國民參政會給國民黨外的其他政黨與個人參與政治提供了一條途徑，它甚至被比喻成中國的「戰時國會」。抗戰以後的政治協商會議也與它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國民參政會代表了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開端。中國共產黨表示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摯的態度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工作。後來周恩來曾向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表示，儘管國民參政會「提供給中共的席位數與中共的實際力量不符，但中共仍接受這些席位，因為這使中共能夠有一個公開自己主張的機會，並希望通過這一有限的機會參與國家政務」。
武漢的市民最初是從難民、報紙、雜誌、廣播和演講了解戰爭的，他們目睹並歡送面色堅毅的軍人經過街道然後開往前線布防，許多官兵來自四川、廣西、湖南、廣東等遙遠的省份。日軍飛機的空襲使武漢市民立刻感受到戰爭離自己很近。戰爭使中國的空間好像變小了許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更加親近。戰爭爆發後，沿海人口稠密繁榮地區的大片國土被日軍佔領，日軍的侵略結束了民眾的和平生活，侵略者用炮火毀壞了他們的住宅、農田，還轟炸醫院和學校，成千上萬的民眾意識到殘酷的戰爭不是短期內能夠結束的，那些有財產的或沒有財產的人們，因為不甘心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奪，不懼長途跋涉，形成蔚為壯觀的難民潮，人們先到武漢等地，然後轉往西北、西南等安全區域，最後定居在重慶、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或周圍的小城鎮與鄉村，在緊張、焦慮、期待和喜悅的複雜心境中度過了漫長的戰爭歲月。沿海、沿江的政府機關、學校等也紛紛內遷。現代戰爭離不開工業，抗戰初期的實業家們表現出很高的愛國熱情，在運輸工具極為簡陋的條件下，歷盡艱苦，舉廠內遷。工廠內遷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海及沿海省份的工廠遷往武漢；第二階段是從武漢繼續向重慶等西南、西北各地遷移，據當時主持工廠內遷的工礦調整處統計，戰爭初期內遷的民營工廠450多家，它們重新在大後方運轉，改變了大後方工業落後的格局，成為支撐長期抗戰的物質基礎。
圍繞武漢的攻與防，進攻的日軍動用陸、海、空軍35萬軍隊，防守的中國方面更是投入百萬大軍。雙方的兵力之多、戰線之長、時間之久、規模之大，為抗戰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攻打武漢的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在進攻武漢作戰中，他常有3個隱憂。
一是中國軍隊的兵力優勢，雙方的兵力對比常常達到10∶1的比例。
二是炎熱的氣候，他從台灣調來波田旅團打頭陣，因為這支隊伍適應炎熱的氣候。作戰中，日軍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數眾多，甚至超過了戰鬥中的減員。中、日兩軍在長江流域惡鬥的時候，正逢當地發生嚴重的瘟疫，日軍本就不服水土，病者眾多，因為疾病而死傷的人數與在戰鬥中死傷的人數不相上下。中國的士兵同樣也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因為缺乏醫藥，因病而死的戰士極多。當時中國所有的本錢，都已放在購置軍火上，槍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強有飯吃，根本談不上營養，在野戰部隊中，醫藥幾乎等於沒有（除了紅藥水），在這種幾乎無法想像的艱苦狀況下，中國的守軍，生病、發燒、呻吟，卻又沒有醫藥的治療，但他們仍然在每場戰鬥中儘力地保衛自己的國土。
三是複雜的地形。這是進攻武漢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最苦惱的。感慨之餘，他甚至寫下了「敵非敵，地形是敵，征戰我不愛山水」的字樣。
中國保衛武漢的作戰指導方針，更為明確地接近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想，吸取了淞滬會戰與南京守城戰的慘痛教訓後，武漢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