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最大的成果是什麼？關於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有學者指出，對外開放是這30年的最大成果。因為有了開放，通過行政手段獲得生產性資源的路徑才得以維持。
茅於軾：的確，一個國家的生產性資源如果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裡，那政府可支配的錢就越多，民眾口袋裡的錢就相應越少，這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過程。如果沒有開放，生產的東西就可能銷售不出去。開放維持了我們外向經濟的局面，所以改革和開放要分開來看。同時也要看到，30年改革開放最不容忽視的力量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的財富並沒有掌握在國家手裡，是市場削弱了政府權力。就對外開放而言，最重要的意義是實現了東西方交流，中國得以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沒有這一點，中國改革不可能成功。開放最主要的結果，不能簡單說是維護了統治階層利益，更多的是促進了中國在技術、制度、文化等領域全面向西方學習。我們的憲法、人民代表大會到法院、律師、大學，還有各種制度等全是從西方來的，而不是慈禧太后的東西。
當然也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學習是不是更專註於形式，其實現在精神上也在學，最近出現的維權行動就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真正在學西方的，主要是一些民間人士；作為壟斷利益集團，儘管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在受這些思想的影響。我最近有一個很大的發現，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進步是在人權方面。值得肯定的是，幾十年一直不斷在進步，其實是老百姓對政府的監督權在加強。就「楊佳襲警案」來說，楊佳是該判死刑的，但下此判決還沒那麼容易，需要照顧到網上那麼多的意見。這就是一個進步。我認為進步的動力主要就是學西方的關係。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人權思想，儒家沒有人權思想，儒家是君王思想，人權思想是「進口」的。先是歐洲然後到美洲，現在全世界都在講人權。人權不是靠權威來保護的，要靠老百姓的自覺。因此說，中國政府對改革開放的功勞很大。我們也去過日本考察，其開放程度遠不如中國。這全是靠市場，市場的力量給每個公民創造了機會。現在社會上的有錢人，不全是壟斷集權者，大部分還是民間的創造力量，經濟傑出人物大部分來自民營企業。
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對。2009年「兩會」前夕出現了諸多改革熱點。作為中國多次經濟體制改革的參與者，能否提出一些解困當前局面的建議？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到底如何繼續推進？您認為哪些領域是最需急迫解決的？
張卓元：總的一點，我認為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使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緊密聯繫起來，才能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好地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我們要認真研究1998年那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克服通貨緊縮的經驗，特別是研究那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緊密結合的成功經驗。1998年以後幾項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後房地產產業大發展；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改革，使大批國有大中型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競爭並迅速發展壯大；剝離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總數達14000億元，充實資本金，改善治理，為後來成功上市打下基礎；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所以，這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經濟更好地走出困境，看來也要考慮在改革方面應有較大的謀劃。
儘管上面說了有其困難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在短期內同保增長有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從全局和稍微長遠一點看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還是要下決心推進。首先，我們要抓住國際市場資源特別是能源產品價格下跌的機遇，積極推進資源能源產品價格改革，使它們的價格能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應致力於改革價格形成機制，放鬆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順價格。這是一項基礎性改革，因為減少以致消除資源能源價格的扭曲，對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資源配置，實踐經驗反覆證明具有決定性意義。其次，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服務業市場准入，引入競爭機制，對加快金融、電信、鐵路、公用事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增加服務業就業崗位，有重要作用。現階段保增長主要是要保就業，而要增加就業崗位，主要靠發展第三產業。這就必須克服各種體制障礙，打破各種「玻璃門」，在可以放開市場的所有領域，引入競爭機制。
電信、民航改革，要更多地引入戰略投資者；未來鐵路部門改革，首先要政企分開。還有一些完全國有的企業，可以使它投資主體多元化，從改善公司治理的層面來提高效率，方法不完全一樣。再有，要儘快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建立和健全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對於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與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社會動蕩不安不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沒有出現各國老百姓擠兌現象，得益於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們要吸取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緊建立這一有利於金融穩定的制度。還有，要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儘快實現向公共財政轉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應將大部分用於民生工程，增進人民群眾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這對合理調整投資與消費結構，也有重要意義。我們國家的財稅體制也有問題，在某些程度上，這種體制使得結構調整難以為繼，比如分稅制，你要有錢才能做項目，這是體製造成的。現在的財稅體制改革阻力很大，不敢大動。按理說，比較合理的是以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為輔。
西方的發達國家都是如此；而我們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工業項目就有稅收，像那些文化、旅遊等第三產業收不了多少稅，這不是逼著它們搞重工業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時候，還曾經動議過要把中央的比例增加，主要考慮的是解決東西部差異，把更多的中央財政轉移到西部去，但最後還是沒有成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推進政府改革，轉變政策職能。政府不應以追求GDP增速作為主要目標，而應以人為本，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履行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介入經濟活動過深，扮演資源配置主角，就會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這不但不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且必然使經濟增長付出資源環境代價越來越大，使發展不可持續，禍及子孫後代。其實服務業的促進，關鍵是解決地方政府動力引擎的問題，如果沒有動力，強制也是沒有作用的。比如財稅制度改革，如果能夠向服務業有所側重，地方政府應當會更有發展服務業的積極性。但說到底，最終問題還是要推進各項有助於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於擴大消費的各項改革。
包括，較大幅度提高財政對農村合作醫療的補助金額（第一步先從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如從2000元提高到3000元甚至再多一點），繼續推動家電和電子產品大規模、低價格進入農村市場，提高最低生活補助標準，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穩定的資金來源，建立對農民工失業的援助制度等等。
中國經濟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對，改革很難邁步，因此，必須有黨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有力推動，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當前，經濟形勢比較嚴峻，這也有利於大家努力從改革找出路，使改革獲得較大的動力。重要的是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適時推出必要的改革，積極配合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爭取早日實現經濟復甦。
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是什麼？
中國經濟發展當前所面臨根本性的瓶頸，乃是資源與體制。要突破瓶頸，唯有改革一途。最難且最急迫的改革，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財稅改革、價格改革等三大領域。
資源能源的價格改革是其中的基礎性改革，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資源的優化配置；否則只能是表面上「優化」，實際上卻在斷送子孫後代的活路。
張卓元：國家發改委對全球2500家公司的調查報告結論是，要節約能源，55%靠價格改革（此外，技術進步、結構調整、節約環保意識等因素各佔百分之十幾）。中國能源彈性係數高於1，高耗能行業發展過快，背後原因是價格過低，未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因此，應當積極推進資源能源產品價格改革，使它們的價格能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旨在改革價格形成機制，放鬆政府管制，而非靠政府去理順價格，從根本機制上防止價格的人為扭曲，從而給企業的生產經營、社會的經濟運行以一個準確的信號。中國在能源問題上的認識加深和戰略成熟，近年來體現得尤為明顯。但在實踐層面依然問題很多。2009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優惠電價被國家發改委叫停，卻又屢禁不止。為什麼地方政府對高能耗、重工業投資如此情有獨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