賺了錢之後不給國家不給百姓，自己消耗了，這不就是「濟富」嘛。除了統計方法上的變化，有沒有更根本性的原因導致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下滑？
白重恩：當然。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國有企業的改制，以及壟斷問題的增加。如果說初次分配中出現什麼問題的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壟斷。第一，壟斷降低了勞動總體收入的比例。壟斷企業的總利潤比較多，所以勞動收入在企業總收入中的比重就低。第二，壟斷導致了勞動收入在勞動者之間的分配不合理，形成壟斷的企業工資比較高，其他企業的工資比較低。而且，壟斷形成的問題不能靠行政干預增加其他勞動者的收入來解決。行政性地增加工資，產生的後果是減少了就業。經濟學中有一個說法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勞動成本增加了，就業人口就減少了，就會造成初次分配更不平均。因此，最重要的是打破壟斷或者減弱壟斷，這才是根本的辦法。打破壟斷需要很大的政治決心。
首先，我們需要檢討行政壟斷的必要性，到底什麼樣的行業需要行政壟斷，什麼樣的行業不需要？行政壟斷的條件是涉及國計民生、戰略性的行業及產業。到底什麼樣的行業是戰略性的？戰略性的行業值不值得去保護？值得商榷。比如能源，行業內有三家石油公司和有十家石油公司，如果都是中國人控制，則戰略性不會受影響。那麼，三家和十家的競爭程度就變得不一樣，也就是說，戰略性和競爭不一定有矛盾，而人們往往將二者看成對立的。事實上國家利益和競爭不一定是矛盾的。所以說，金融危機在中國的影響不僅僅是經濟，而且也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其實經濟危機僅僅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我們本來就有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前，有些部門和企業打的是保護民族產業旗幟，表面上關係到國計民生，實際上是關係到他們的既得利益。
為什麼把壟斷過程叫做「劫貧濟富」？因為壟斷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最終是老百姓在消費，只要是壟斷產品，價格就會高昂，這就是「劫貧」；賺了錢之後不給國家不給百姓，自己消耗了，這就是「濟富」。如果壟斷企業能夠分紅，拿出其中一部分以社保基金的形式轉換成勞動收入，就變成了老百姓的收入。所以，這種利益的再分配是非常有益的一種方式，因為一時間打破壟斷還很困難，但可以要求壟斷企業多分紅，打開一個缺口。最近，國資委把10%的股權轉移到社保，我認為還是力度不夠，企業的超額利潤遠遠超過10%。這些錢其實有些被糟蹋了，有些被分掉了。說白了，你既然賺的是「國家利益」的錢，就得反補給國民再分配。但這種既得利益從政治上來說勢力很大，要有足夠的壓力才有可能推動反壟斷的進程。現在沒有很好的辦法，只能是通過民間倒逼的方式推進，要讓老百姓意識到壟斷是直接傷害了自己的利益。現在大家只是覺得與己無關，其實壟斷的利益本來就是來自於勞動者。
壟斷的壞處有多種，一是壟斷利潤很高，效率反而很低；二是對創新有極大的影響——壟斷企業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它是不希望創新的，新的企業成長起來會壓制壟斷階層的利益；三是壟斷會導致人才資源的配置嚴重失衡。國家培養的重點大學優秀畢業生都「分配」到了壟斷企業，壟斷企業又不創新，人才成了擺設，浪費嚴重。原因很簡單，壟斷企業確實比其他單位收入要高，有利益驅使，不能怪這些學生。壟斷的利益有自己的持續生命力，那麼多人削尖腦袋往裡鑽，進去之後就自然會保衛固有的既得利益。這是一條惡性循環的道路，是斷送國家前途的事情。那麼壟斷市場該如何放開呢？有的應該從對國內投資者開放做起，但是對國外投資應當謹慎一點。其實，我們社會資本是很有力量的，尤其是信息通訊行業的准入應該放得更開一些。高科技產業是未來創新的來源，像中關村很多企業有非常好的技術，但由於進入門檻高，需要和壟斷者合作才可以進入。所以說，打破壟斷很難給出一個普遍性的政策推薦，不同的行業壟斷的形式也不一樣，所採取的措施也不相同。比如銀行業和通訊業，通訊可以放開准入，銀行就不能放開准入，銀行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場化。兩者之間存在很大不同，政策不能一刀切。
中國是一種政府偏好的市場經濟。說到體制問題，其實國內頗為嚴重的是行業行政壟斷，這是跟建立市場經濟要求不相符的。
魏傑：現在我們行業壟斷太厲害，如石油、石化、通信、公共交通等等，反壟斷是大問題。我認為不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可以放開讓民營企業參與經營；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可以搞股份制企業，讓國家相對控股。國家遲遲不能放開壟斷行業的原因就在於現在還是政府本位的體制。
中國經濟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不同於市場經濟也不同於計畫經濟：運作上強調市場經濟，但最後控制它的又是政府，而且政府直接參与了這種產業的控制。
政府本來就是提供服務，另外可以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而現在政府做的是行業管制，什麼都需要發改委審批，明顯是一種政府偏好的市場經濟。
它依賴於某些精英們的聰明，而不是依賴於市場的選擇，一旦出現問題就是危機。吳敬璉先生有個說法是「權貴資本主義」；我把不是平等交換的市場經濟稱之為「權貴市場經濟」，因為它不是簡單的市場起作用，而是權貴在起作用，價格是被扭曲的。一是在經濟基礎上真正走向混合經濟，另一個就是在上層建築上發展民主。只有在民主條件下，才能真正起到限制權貴的作用，才能解決問題。這兩個是最見效的辦法，但是我們一時難以實現。中國現在恰恰可以做到的是民主監督。隨著互聯網等信息媒體傳播的日益發達，民主監督逐見成效。通過民主監督可以有效約束公權的過度擴張，但是民主選擇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而推動混合經濟體制，就一定要修憲——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如果現在還說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多種經濟制度並存，已經不符合現實。因為評價一種經濟是主是副，主要有四條標準：一是對GDP的貢獻，現在非公有制經濟對GDP的貢獻達60%以上；二是對稅收的貢獻，像浙江稅收的80%都是靠民營企業；三是對就業的貢獻，90%以上的就業是靠民營企業；四是技術創新，我們去年專利絕大多數是來自於民營經濟。
同時，十七大提出要提高人們的財產型收入，必然要放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樣就很難講誰主誰副，再講就很難自圓其說。所以，走向混合經濟時不我待。我們確立混合經濟狀態就可以消滅行業壁壘、行業壟斷，有利於經濟發展。企業的資本結構發生變化，就會自然地消滅壟斷。我們的混合經濟一種是社會形態，一種是企業形態。成為企業形態的混合經濟就是真正的混合經濟，才能真正解決意識形態的問題。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公司化股份制，就是混合經濟體制。
壟斷就像「玻璃門」，看上去是通的，實際上是進不去的。此前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資源和壟斷實現的，壟斷行業的壁壘能否被打破？
張卓元：現在一些壟斷行業，民間資本想進入非常困難，包括金融、電信等等，尤其是鐵路，「鐵老大」的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當它一家壟斷時，任何費用都算成成本，人們根本搞不清楚它究竟是賺錢還是虧損。解決方法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自上而下」，找一些利益之外的人來設計改革方案。比如對鐵路的改革，非得要鐵道部同意才能改革，那樣就很難辦了。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自然要保護自己的收益。所以改革一定要自上而下、有力地推進。
現在深層次的改革不敢輕易動，既得利益抵製得厲害。這讓我想起1994年那次財稅改革，朱鎔基總理花了很大的精力搞，跑了30多個省，一個省一個省地談，相當艱苦啊！不過，結果還是比較成功的，現在要想推行那種改革太難了。1998年的改革也值得我們借鑒，比如說金融，為什麼那麼多中小企業倒閉？就是因為中小銀行太少了！當然開放還是會出現監管問題，但是你得先開放再說啊。但是，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打破壟斷是很難的，它就像「玻璃門」，看上去是通的，實際上是進不去的。民營企業的負擔很重，現在老百姓要辦個小企業，那些公安、城管、稅務，甚至街道……風氣非常不好，明著拿、要，不給就罰！我總覺得反腐力度還是太輕。
壟斷現在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2009年初至今，大型國有企業併購案時有發生，地方政府主導的國企重組不斷進行。可以說，歷經12年漫長醞釀的《反壟斷法》乍一出台，中國新一輪國企整合就掀起了大潮。儘管外界關於央企重組應納入《反壟斷法》約束範圍的呼聲高漲，但執法部門的態度依然模糊。
盛洪：在中國，壟斷現在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成為一種政治問題，甚至是憲政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持續時間長，已經演化成一系列的問題，表現為一種系統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