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政府的要素補貼，補貼到出口環節，實際是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從結構調整來說，作為解決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的關鍵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決定著我們的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的轉變和調整？
魏加寧：總的來說，有四個因素決定著我們必須調整結構。先看長期因素。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價格扭曲實現的高速增長。首先，土地價格人為地被地方政府壓低了；然後，勞動力被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壓低了；接著，資金的價格被中央銀行壓低了；最後，資源的價格被中央政府壓低了，即價格管制。環境的價格實際上也被壓低了，因為環保力度不夠。但是，目前所有這些要素價格都在發生變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轉起來的話，價格應該是上升的；勞動力價格，隨著人口老齡化也會逐步上升；資金的價格隨著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升值，也將逐步上升；資源價格也會上升，將會徵收資源稅；此外，隨著環保力度的加強，環境的價格也會上升。
當這些要素價格都在上升時，依靠要素價格扭曲實現的快速發展模式，依靠隱性優惠政策的發展模式，就難以為繼。我們一度引以為傲的「中國優勢」，或者叫「中國競爭力」，首先靠的就是這種大量的隱性的優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補貼，補貼到出口環節，實際是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現在這種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需要進行一次調整。所以從長期來看，有一次調整的要求或壓力。再有一個因素就是周期的壓力。就是從經濟周期來看，改革開放30年來，每一次經濟過熱之後，國家都有一次整頓和調整。而這一次，從2003年開始有些經濟學家就提出經濟過熱的問題，但是真正的調整實際上是從2007年物價上漲以後才開始的。本來應是逆周期調整，因為姍姍來遲，最終卻變成了順周期調整。這也是2008年9月以來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個因素就是來自外部的壓力。美國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機後導致需求萎縮，外部的萎縮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從而迫使中國經濟要進行調整。第四個因素就是國內泡沫的破裂。
從短期來看，國內的泡沫破裂也構成了調整的壓力。在這種形勢下，抓擴大內需，目的是要緩衝調整的衝擊力。否則，衝擊力太大，調整過度，就可能很長時間上不來。
要正確、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驗教訓。您講的這些因素和壓力，共同決定著中國必須下定決心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才能減少潛在的危機或從危機中走出。那麼不管是說中長期的結構調整，還是近期的擴大內需，它們有沒有共同依靠的力量？
魏加寧：在這裡，我需要就此強調一點，就中國經濟當前情況來看，無論是調整結構還是擴大內需，都必須依靠改革。現在很多人認為靠擴大內需就能解決問題，但我認為一定要正確、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驗教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得國內經濟增長幅度出現下滑，1998年啟動擴大內需政策，但實際上從1999年開始，中央政府的重點就轉移到改革方面了。
當時的改革，一是中央做出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決定，當時的國家經貿委還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
二是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賦予民營企業以外貿出口權（此前民營企業產品都須賣給國有貿易公司，然後才能出口）；國家經貿委還成立了中小企業司，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三是實行住房體制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從而啟動了房地產市場。這一輪中國經濟起飛實際上房地產起了很大作用。
四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當時成立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國有銀行的包袱解除。
五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成立了全國社保基金，最先從遼寧開始進行改革試點。
這樣，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加上一攬子刺激內需的政策，才帶動了中國經濟從2001年出現拐點，2003年以後連續5年實現10%以上的高速增長。所以我們一定要全面、正確地總結這段歷史經驗。能不能這樣說，當時的擴大內需有些「種瓜得豆」的意味？真正的內需並沒有拉動，而是扭向了一個出口拉動經濟的形勢？可以說也有這一方面因素，但更多的並非如此。比如住房改革、民營企業出口權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這次改革確實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此，我一再強調要在改革上面下足措施。
社會保障必須要有金錢做保障。誠如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當前一些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沒有根本緩解，社會保障、教育、醫療、收入分配、社會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市場秩序不規範，市場監管和執法不到位，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食品安全事件和安全生產重特大事故接連發生。您認為法治如何保障市場經濟秩序？
江平：關於這個問題，涉及到現在討論最熱的《社會保障法》，目前正在廣泛徵求意見。對於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個社會重要的「安全網」），社會各界總的來說都是擁護的。一個國家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怎麼行啊？《社會保障法》以前也曾多次討論如何完善，但最後都擱淺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必須要有金錢做保障，沒有足夠的財政資金無法保障全體民眾的利益。在這裡面，如何把8億農民也納入全民保險是非常困難的。
坦率地說，社會保障制度是隨著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大而發展的。有些城市現在發消費券，可以看出，只要是經濟實力強的地區保障就更完善。醫療和社會保險，是現階段中國最突出的問題。我沒有太多的專門研究，但涉及收入的分配、公共事務的投入，大多不是立法的問題，更多是執法的問題。比如現在對高收入的人提高稅收，基本的法律規定有了，但是否能縮小兩極之差，這是執法的問題。這很難做到有效監控，關鍵是執法太松，缺乏執法處罰的力度。我們曾經多次討論遺產稅的徵收，現在也是沒有下文。在發達國家遺產稅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收入，有媒體報道日本的一些貴族過世後，土地遺產是天文數字，而遺產稅必須用現金交付，當然就必須拿土地變賣了。這樣看來，遺產稅確實是「殺富濟貧」的重要手段。雖然中國不存在太多私有土地的問題，但是現在不動產越來越多，遺產稅有很大的徵收空間。
「華爾街喝醉了」，必須中國自己喝。中國上半年經濟復甦的基礎並不牢固，對於下半年的貨幣政策，您為什麼強調「不僅是總量政策，更應是結構政策」？
夏斌：首先要指出，之所以要關注復甦中的結構問題，是由於我們整個經濟系統結構中的不合理、不均衡影響了我們整個經濟系統的穩定，也影響了增長的可持續性。討論結構問題是為了討論GDP的增長問題，還有是為了討論總量問題。眼前討論產能過剩問題，當然也涉及增長不可持續的問題，但是當前討論結構問題絕不僅僅是去討論經濟系統中間一個子系統的結構問題，比如能源供給問題、某一個產品的供給結構問題等等。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是從總量出發，經濟能不能在復甦形勢下保持下去，這是個重大問題。關於結構問題，我認為時下有很多觀點存在誤區，容易混淆幾個不同類型的問題，應該清醒認識和釐清這一問題。比如：地區結構、城鄉結構問題，涉及財政轉移支出、投資資金的分配、消費支出的問題。
一般討論的是既定消費總量的分配，更多時候談的是在一定的投資總量下，如何向落後地區、向農村傾斜，講的是既定總量下的投資分配問題。產業結構，講一二三產業結構，講的是一定投資總量下的合理分配問題，講的也是投資本身的問題。產品結構，是講產能的分配和投資量的分配，涉及的意義是防止產品過剩，防止資源浪費、環境污染，防止不良貸款。但是解決了這個結構問題，卻解決不了當前中國主要的經濟矛盾，也解決不了中國復甦中的主要結構矛盾。而收入分配結構問題，更多的是涉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問題，涉及擴大消費的問題。但是，第一，改善收入分配結構不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全部含義，因為消費政策本身又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投資政策需要配合。第二，我們是在講宏觀經濟中的結構失衡，講總量中間、總系統中間的結構失衡，因此是涉及總量的指標，即投資、消費、凈出口之間的失衡。所以收入分配問題不是總量的直接表現。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是形成總量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收入分配問題解決不好，才產生了高儲蓄、低消費的問題，因此可以說這是第二層次的結構問題。
而高儲蓄、低消費結構問題，是結果、是各種原因性結構不合理的集中反映。當前中國經濟中的主要結構問題是高儲蓄、低消費問題。儲蓄減去投資等於出口。現在出口減少了，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如果消費上不去，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候，不是表現在這塊產能過剩就是那塊產能過剩的問題。為什麼說高儲蓄、低消費是最主要的結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