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失業率，提高經濟效率？從凱恩斯理論及菲利普斯曲線看到的，現在一是失業率的問題，二是通脹的問題。中國失業率已經在提高，而股市、樓市卻在漲，這會不會構成滯脹的因素？從總供給角度看，應該怎樣調整宏觀政策結構，降低失業率，來提高經濟效率呢？
劉偉：股市、樓市是一個資產品的價格，相對微觀，暫時還無法構成整個經濟的滯脹。宏觀地看，物價總水平和失業率的提高並行就是滯脹。物價總水平、宏觀問題講的不是股市或樓市等某一個產品。因為滯脹的局面很複雜，宏觀政策選擇起來也很困難，所以現在就要考慮：第一，這一輪拉動增長的效應能否儘快顯現出來，增加就業。如果顯現得越快，就表明恢複得越好（即使出現通脹），我們政策掉頭時候的「本錢」就越大，這就得通過把宏觀政策搞得很緊來治理通脹了；第二，如果這一輪政策下去帶來的增長不大，失業率不低，通脹一來就不敢大手筆地治理通脹，那是因為失業的壓力太大了。因此，這一輪宏觀政策的選擇和拉動增長的效應，對未來經濟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控制滯脹必須提高經濟效率，此時要特別考慮這一輪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
因為未來出現滯脹的關鍵是成本提高，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品的價格、生產資料投入品（煤電運油、上游投入品）的價格。特別是在這兒，一方面資本品、稀缺品的價格在提高；另一方面，關鍵是人們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滯脹的要害是成本推動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產出沒有壓住它。所以要特別突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技術含量、投入產出比越好，未來滯脹的可能性就越小。目前在效率方面實在令人堪憂，包括過去一些被禁止和限制的項目，現在也因為保增長而紛紛上馬。這是近期的問題，可以理解。這屬於短期對付危機的手段，但是中期不能如此，否則又會形成新一輪的次貸和低效率。所以，這次宏觀調控中央有很大的變化，叫「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調結構就不是需求方面的，而是供給方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長期的。結構變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數，即由於效率的改善，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樣，使其在國民經濟中成長的競爭力不同，然後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就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包括地區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結構。
所以結構變化是效率改善的結果。由於效率改善不同，國民經濟表現出結構也開始變化，而效率改善是建立在技術和制度創新之上的，這兩者是中長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總需求那樣，措施一下去就見效。從總供給角度調整結構，提高效率，就需要技術和制度的改變，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務銜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總量擴張和結構調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統統銜接好。這才是在能夠有效地保增長、擴就業的同時，避免未來中期出現滯脹的根本辦法。近期威脅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滯脹。治理衰退就是刺激總量需求，但是治理滯脹就不是總量的問題了，而是供給問題，就要有結構的變化、有效率，這樣才能把成本降下來。破壞一樣東西很容易，建設一樣東西卻很難。我們為實現階段性任務和主要矛盾的解決而有所側重，的確可以理解，但破壞一樣東西很容易，建設一樣東西卻很難。
在「危機」、「復甦」等語境下，會不會出現違背科學發展的基本原則、以保增長為名推遲改革等一系列問題？
劉偉：這是兩個問題。增長問題只是宏觀目標、政策傾向問題，而社會問題分為增長問題、發展問題、體制問題。
體制問題就是這次經濟危機會不會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產生影響。這次危機是一百多年來西方最大最深刻的危機，也是西方對中國影響最深刻的危機。本質上講，它對西方世界的經濟體制提出的挑戰，恐怕也是極其深刻的一次，由此對中國體制改革的影響也可謂空前。從西方經濟的制度演變和政策方式演變看來，它始終有一個經濟哲學的分歧，也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理性干預主義兩個陣營的爭論。從資產階級產業革命開始，經濟自由主義是以英國工業革命為背景的古典經濟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叫做「看不見的手」，這是最典型的例子。當時的觀點主要是戰勝兩個東西，一個是封建的、專制的政權，即資產階級革命；另外一個從政策方面，它實際上是反法國的重商學派。在英國的革命之前，重商學派是主張干預的，認為財富的源泉來自於國際貿易，那麼國家就是最大的獲得財富的動力，國家肯定要做主導了。當年英國財政大臣提出一系列的財政保護措施及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政策，即後來所謂的重商主義。
所以，英國產業革命實際上宣告了商業革命時代的結束，它以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既反對封建專制，又反對之前法國國家干預的政策主張。在此前後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最後經濟自由主義取得勝利。這既是對封建時代、也是對重商主義的一個勝利。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到19世紀中後期，伴隨著第二波世界強國的崛起，德國和美國逐漸嶄露頭角。但是它們的工業化比英法要晚，在19世紀起來時不能主張自由競爭，因為它們的資本力量比英法要弱，所以要追求國家保護。德國的歷史學派、美國的制度學派，當時就提出來國家要干預，所以德意志始終對國家意志很強調。這時他們對經濟自由主義就提出了懷疑，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開始形成，但是沒有占統治地位。
不過，到了1929～1933年大危機，表明市場自發的自由是有問題了，就產生了凱恩斯革命，國家理性干預主義就開始出現，取代了英國經濟自由主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這是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經過「二戰」幾十年就出現了滯脹，凱恩斯主義逐漸失靈，就形成新自由主義學說。上世紀70年代以後，在整個西方，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重振，強調產權問題、市場自由競爭，因為它們覺得國家干預主義也有失靈的時候，而且問題更大。這一次是第五次，經濟自由主義遭到了新的挑戰、新的懷疑。出現危機之後，大家都在檢討自由競爭是有一定問題的。1999年美國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美國的金融機構開始轉向混業經營，監管機構由分業監管變為功能性監管。
這是一次監管制度的變遷，同時也導致了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而監管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困境，這也是金融危機失控的一大原因。而21世紀的這次危機我們也會迎來一場新的制度革命。特別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場，過分泡沫化，過分地交易，造成市場中的種種問題，諸如，信息不對稱問題、欺詐問題、道德問題、投機問題、約束問題等等。這就表明在現在經濟中，發達市場就有發達市場的缺陷。由於這次危機是一百多年來最大的危機，將會導致西方經濟學理論又一次大的變化，又一次重新的思考，但是理論變化有其滯後性，並不會馬上產生。而這次危機對中國制度的影響恐怕也同樣是空前的，大家多是關注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其實已經影響到了體制問題，且要比增長問題的影響更深遠。因為中國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改革歷史時期，即市場化的歷史進程當中，危機對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走向可能影響很大。這個意義非同小可。
社保可能不僅沒有增加儲蓄，反而有可能減少了儲蓄。眼下，人們對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有著形形色色的論斷。我認同您的一個觀點：國內經濟危機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國金融危機只是雪上加霜。以您的觀察，國內經濟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白重恩：沒錯，對於中國，金融危機僅僅是雪上加霜而已。外部需求的問題開始產生影響，但是我們的內部需求也有很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資產市場方面的泡沫，即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當初股市從6000多點掉到1600多點，這顯然是泡沫，即使沒有金融危機也是要破滅的，房地產也是如此。為什麼會有這個泡沫？可能和金融危機有同樣的根源。美國貨幣供應過於寬鬆，我們也隨之寬鬆，而且中國的匯率沒有那麼大的靈活性，我們總是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這個問題更嚴重在於，在中國貨幣靈活度欠佳的時候，很多人想趁機升值，於是大量熱錢流進來。從中長期上說，這兩個泡沫即使不破滅，國內的需求也是遠遠不足的。
近期的原因，是兩個資本市場的泡沫破滅，使得短期的需求被壓抑；長期來說，過度地依賴出口，依賴投資，原因就是消費不足，這是很明顯的理由。問題的根源在於，為什麼老百姓不去消費？以前老百姓謹慎消費，就是因為沒有社保，沒有醫療保障，為了防患於未然，不敢消費。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主要原因。現在看來，是社保繳費比例（費率）不甚合理。因此，社保可能不僅沒有增加儲蓄，反而有可能減少儲蓄。我們來算一筆賬。以完全參加社保的單位來說，養老保險單位繳納20%、個人繳納8%，總共28%；醫療保險，單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