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陰謀論在中國為何流行？據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邏輯》，主要是根據當前中國熱點問題，基於金融學邏輯，對轉型期中國社會經濟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機拐點乍現的背景下出版的。
陳志武：是的。有本《貨幣戰爭》給公眾產生了諸多誤導，不少朋友都一直考慮如何理性回擊。因為它本身就是「歪門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說一樣不能太當真。其實，作者對現代金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場對於社會的貢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覺得，他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是不得要領的。針對於此，《金融的邏輯》更多從正統、正道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才能經營得好；而不是那種從上往下看，講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財團的歷史，內容充斥著剝削和陰謀的論調……那樣導向不好，不能給後人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會對領導層的決策產生誤導。幾個月前，大家一談起美國的金融，還都想到的是「危機」，實際上危機在3月份已經探底。兩個月前，實體經濟已經明顯復甦，估計美國經濟三季度會有2%的增長，這使得人們對美國金融負面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回歸理性的認識。
在這種背景下，《金融的邏輯》出版，也能夠讓公眾從更理性更具有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金融。其實我本人也沒有想到，出版的時候會遇到這個轉折點。不過話說回來，關於金融的陰謀論，在中國為什麼能夠這樣流行，是因為中國社會總體上還存在著比較相信迷信的風氣。那種陰謀論，與其說是科學的理論視角，還不如說是一種迷信。像《貨幣戰爭》所宣稱的，一小撮金融巨頭掌握了眾多的金融資源，具備了巨大的金融實力之後，可以產生巨大的控制能力，由此剝削了社會，控制了政治，引發了戰爭。這些聽起來貌似很過癮，但是，沒有講清楚的是，這些人背後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就像我們當年教科書的邏輯：西方的跨國集團總是在掠奪、剝削，如此定調之後，卻沒有給中國社會以及學界一個機會反問——為什麼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會經營得很好？因為，跨國公司面臨的政治、文化、制度環境，包括人種環境，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經營因素。這些公司到了國外之後，是怎樣克服方方面面挑戰的？包括他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禮儀安全，他們有些什麼技巧和方法去開拓市場？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以前，沒有從另外的角度來問這些問題，所以沒有給知識界學習的機會，以至於中國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時候，回過頭來看一看，原來的教科書和教育裡面，沒有可以給中國的公司提供什麼幫助的。沒有讓海爾這些公司走出去的時候，吸取西方跨國公司的經驗，減少交學費和少走彎路的機會。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奪、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宣傳教育所致。歸根結底，是沒有給人們問為什麼的機會，也就是英文講的「why」和「how」。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就沒辦法去學習，更無法挖掘背後的知識和道理。
《貨幣戰爭》一書中，「揭秘」了美聯儲為「私有的中央銀行」。以金融的邏輯來講，這個問題該怎麼看？
陳志武：這是作者搜集的原始資料裡面，很大的一個誤導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強調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貨幣的發行權必須掌握在政府和公權力的手裡。根據這個假定，他看待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不是以歷史演變為背景，而是以現在的政治格局作為一個價值尺碼看問題，這是非常誤導人的地方。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貨幣發行權掌握在政府手裡，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
舉個例子，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存在好幾種貨幣，30年代更是種類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發行自己的貨幣。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國初期，山東省各個縣都有自己的貨幣，而且銀錢和銅錢彼此不同。有美國學者研究，當時貨幣之間的差價懸殊甚大，煙台等沿海地區的3000錢才換一兩銀子，內陸的縣可能是1500或2000錢換一兩銀子，差距懸殊卻同樣可以維繫下來。同時，內陸的銅錢和鐵錢相對受歡迎，而沿海的銀錢更貴，原因是跨地區的貿易，往往以銀子做貨幣兌換；而內陸的縣更多的是農貿市場交易，更受歡迎的是碎錢。中國古代的當鋪、錢莊、票號等民間金融市場一直比較興盛，甚至很繁榮。尤其是到20世紀中期，各個省都有自己的紙幣和金屬幣，銀錢和銅錢的成色不同，比價差別也很大。因此，歷史上除了官錢之外，私錢歷來就有。西方國家也存在同樣的狀況。這其實和民主憲政有關係，當公權力受到社會制約太強的時候，有私錢做銀行，做貨幣發行，可以使中央集權受到老百姓的制約，不會把金融的財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裡、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公害。如果單獨存在官錢，朝廷轉移民脂民膏的能力達到極致，後果就難以想像。
所以，「陰謀論者」抨擊美聯儲是私人銀行的股東做起來的背景，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人類所有的金融發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對於私人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人們不必看得那麼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儘管貨幣發行權掌握在滙豐、渣打、中國銀行的手裡，並不是由政府公權力控制，但它的金融秩序、社會秩序照樣運轉良好。所以，私有銀行控制貨幣發行並不意味著其會濫用，因為有市場的力量來制約貨幣發行權。我覺得，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寧可把貨幣發行權留給市場、留給民間的金融機構，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權力手中。至少因為市場的壓力，避免了許多混亂和風險。正因如此，山西的票號，多數時候還是經營得頗為興旺的。因為它們要想使自己的錢莊世世代代經營下去，就必須懂得信譽和聲譽的重要性；濫發票號，最後會導致自己的錢莊崩潰。事實上，《貨幣戰爭》的邏輯有許多隱形的假設，最後一概沒有解析清楚。整本書自始至終貫穿著一個基本的假設：民間私人銀行或私人股東掌握貨幣發行權，是絕對不允許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邏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面。
在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後，國內有些人開始有所膨脹了，普遍認為中國比西方將更快走出危機、更快實現復甦。遺憾的是，正因為這種經濟模式下的增長來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國人易於虛妄，不去研究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陳志武：因而，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機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礎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觸一些中高層人士，發現有的人已經開始飄飄然了。對他們講法制和科學，無疑是對牛彈琴。許多人開始對美國經濟危機幸災樂禍，但他們忽略了美國制度的修復能力。美國之所以成長為世界超級大國，絕不是偶然，背後的制度依賴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樣的。前段時間，我在做電視訪談時曾說，不要以為奧巴馬在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從長遠來看，所有發達國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競爭的結果。美國雖然在上世紀30年代實行羅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總統時就逐漸放鬆了管制，柯林頓在90年代總體上沒有強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國真正最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自主創業輝煌期。
英國當年也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才推動了18世紀、19世紀的繁榮，但今天的現狀卻很遺憾，原因是什麼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英國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當於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業。原來，英國在「一戰」和「二戰」之後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國股票要徵收05%的印花稅，這比現在中國的還要高得多。這些政策使得「二戰」後英國的資本市場停滯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漸被美國所超越。因此，從各國的發展經歷來看，政府管製得越多，越會損害一個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新經濟的推進。在美國，1999年柯林頓政府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關法律中有關限制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跨行業經營的條款，從而使美國金融業從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歷史，邁向了混業經營的時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作為羅斯福總統上任後實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兩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與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災難的根源——資本市場的混亂，恢複了公眾對國家和金融體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費了較小的成本，受到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共同歡迎。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並開始想方設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并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業滲透。與此同時，美國金融界開展了由商業銀行發起、證券業與保險業隨後加入，遊說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活動，要求取消跨業經營限制，修改直至廢除該法案，最終獲得了成功。但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