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已成為共識。2009年中國經濟已陷入低谷，在此情況下，民營經濟也出現了很大問題。我們如何研判中國經濟的下一步走向？
劉偉：2009年是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之年，中國政府針對這次危機也採取了一系列宏觀經濟措施。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第二季度數據顯示經濟增長率是79%，這樣就止住了15個月來中國經濟持續下跌的趨勢。回顧2008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06%，相比2007年的13%跌幅達2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跌破了7%，這是非常少見的！接下來到2009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是61%，更低。由此，中國經濟15個月是直線下降。而2009年的第二季度拉升到了79%，從數據看止住了下跌的趨勢。這與中央一攬子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全球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付此次危機的舉措，有直接的關係。
可以做一個近期和中期的判斷，近期就是2009年，中期就是未來兩到三年。其中2009年可能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最困難的一年。從數據看是這樣：經濟增長是「保8」，但2008年是9%；失業率2009年是力爭控制在45%，但是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2%。另外從2009年的財政看，包括中央和地方，1月到8月份大部分的財政收入是負的、放慢的；從企業的利潤來看，2009年國資委剛剛公布的國有企業利潤普遍出現下降；民營企業則不只是利潤下降的問題，它的現金流都有問題，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生存都有問題。總之，我們應該從微觀的企業情況、政府的各級財政、社會的宏觀登記失業率和經濟增長速度等幾個方面來綜合研判中國經濟的下一步走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當前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信貸激增，從而讓經濟學界產生了對通脹風險的擔憂。我認為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即通貨膨脹水平來看，2009年很可能處在「通縮」的警戒線之下。因為上半年的物價，不管是PPI還是CPI，工業品和消費品出廠價格，相比去年都是負增長的。
2009年我們實現「溫和的通貨膨脹」目標問題不大，就是通貨膨脹率在5%以下。但是我們2009年有可能掉到通縮警戒線之下（2%），考慮到統計誤差，如果物價上漲水平在2%以下，就認定為通縮。所以，2009年有可能是通縮警戒線的臨界狀態。通縮比通脹更可怕，更難治理。其實，2008年已被證明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最困難、最複雜的一年。最開始是溫總理在「兩會」期間提出的這個論斷，當時人們還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經濟情況這麼好，2008年有困難能難到哪兒去？經過2008年一年時間，印證了溫總理在「兩會」期間提出的論斷是正確的，也證明了當時人們的看法實屬誤判。各種矛盾，包括國際的、國內的、宏觀的、微觀的矛盾，各種失衡，包括結構的、總量的失衡伴隨在一起，導致我們宏觀經濟政策變化的速度之快，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所沒有的。因為2008年初，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反通脹。當時我們提出的是「雙防」：一防經濟從局部過熱到全面過熱，二防物價從局部上漲到全面上漲，核心是防通脹、防過熱，控制總需求。
是年7月份，中央調整了這項政策，原因是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巨大影響，致使沿海的出口企業、加工企業停產，導致大量農民工提前返鄉。這個時候，中央提出「一保一控」即保增長、控制物價水平，這樣就把物價從年初的首要的調控目標，降為次要目標。但是，到了年底情況更進一步惡化，中央又調整了宏觀政策，叫「一保（保增長）、一擴（擴內需）、一調（調結構）」。保增長和擴內需是短期的任務，調結構是長期的工作。短期就是擴張性的宏觀政策，而2008年初是緊縮性的調控政策，經過7月份到年末變成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一年之內出現了方向性的逆轉，這在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上是沒有的。所以，2008年矛盾的複雜性、宏觀政策變化的速度之快、抉擇的難度之大、一系列的經濟指標和上年相比跌幅之大、受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力度之大、月度經濟直線下降的速度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現在來看，2009年比2008年更糟糕，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已成為共識。
儘管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出現了成效，經濟增長止跌的勢頭在第二季度開始有所回暖，但是這種回升總的來說還改變不了2009年是最困難的一年的事實。這是我近期的一個判斷。
現階段中國經濟，反衰退還是反滯脹？未來的兩三年應該屬於危機的哪個階段？會不會出現更大的困難？
劉偉：2010年包括2011年，屬於後危機時代中期，也就是「十一五」規劃完成期間，我覺得不至於更加困難，但恐怕還是比較困難。2009年短期來看是反失業和反衰退，剛才講短期內可能有困難，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脅就是失業和衰退問題。政府救市使大量資金注入國有企業，而中小企業岌岌可危。但是，據了解中小企業承擔了就業的3/4，國有企業近幾年非但不能提高就業率，反而在減少。中小企業作為中國就業的生力軍，它們要是出現了問題，就業保障失衡在所難免。短期內的主要威脅不會是通貨膨脹。畢竟，這次救市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政策，在2009年還顯示不出明顯的通脹表現。雖然下去很多貨幣，但由於貨幣本身有時間的滯後性，一般情況是長則兩年，短則半年。
在西方，一般是6到8個月，我們國家大概是7到24個月，所以2009年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使得貸款大概已經超過8萬億元。總之，我們實施的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因為財政赤字就已經9000多億元了啊，已經接近了警戒線了嘛，通常財政赤字3%，相比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1萬億。這樣下去，就會形成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實質上是「兩個車輪」在賽跑，同一個舉措形成「兩個車輪」。這一輪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方面會拉動需求擴張、經濟增長；另外一方面，它也會推動各種成本的提高、帶動通貨膨脹。需求擴張的同時，它既有拉動增長的功效，也有推動通脹的作用。在一段時間裡，特別是在形成通貨膨脹之前，中國經過經濟增長的拉動，讓失業問題能夠得到短期緩解，使反衰退、抗危機取得一定的成果；等過了一兩年，當通脹成為首要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騰出手來集中治理通脹。所以，現在為了緩解失業率，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未來的通脹壓力。關於中期，未來兩三年主要任務是反滯脹，因為有可能經濟停滯，發展速度沒有上來、失業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貨膨脹。
短期政策實施之後，顯示不了通脹，更多地顯示拉動增長，但到中期就會表現為需求拉動物價，經過一兩年的經濟周期，帶動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動物價。如果這一輪的宏觀調控舉措，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拉動，那失業率在短期內就不能有效地緩解和降低。過了這個時期之後，通脹就會表現出來，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一個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局面。也便是，未來兩年可能出現經濟滯脹，即20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的經濟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面。這樣就使得宏觀總量政策很難抉擇，因為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要求的宏觀調控的方向是相反的。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滯脹。意思是任務要先明確，近期就是反衰退，為此即使加重通脹也值得——凱恩斯主義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滯脹，那只是一個和近期銜接的事情。銜接不外乎兩條：一是先採取的措施一定要儘快地顯示出擴張效應，假使對經濟增長和反失業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那就麻煩了；二是如果取得預期效果，失業率很低，經濟增長上去了，過兩年有通貨膨脹就不再恐懼，屆時寧願犧牲失業率換取通貨膨脹的降低也可以。
在經濟學上，本來宏觀調控就有兩個目標：一個反通脹，一個反失業，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現這兩個目標同時有問題，那麼宏觀總量政策就沒法選擇了。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就出現過這種問題。當失業問題和通脹問題同時出現，關鍵是能不能置換得動的問題。凱恩斯主義當時即是如此，在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有個選擇和替換：如果一個時段內，威脅最大的、首要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失業率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就要先解決通脹。為此所有的目標都要服從這個目標，寧願降低需求、減少通脹，寧願讓市場疲軟、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要換取通貨膨脹率的降低。
政策就是要有重點。假如在另外一個時段，中國宏觀經濟的目標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失業率，是經濟停滯蕭條，那麼所有的問題都要為解決失業讓步。到了這種情況，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價是物價要上升，即意味這個時候政策重點的選擇是要降低失業率，而不惜提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