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康厚明 從「農民工」到「人大代表」 被「逼」出來的大包干

有些年份,註定要成為歷史,有些歷史,註定會成為永恆,比如,1978年。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的年份。儘管在這之前的兩年時間裡,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被打倒,但「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依舊讓神州大地充斥著僵硬氣息。

但就在這種氣息中,嗅覺靈敏的人仍然能夠「嗅」到季節和時代的變遷。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在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政協主席。3月18日至31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全國科學大會」。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文章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指出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很多地方,「違反中央精神、違反毛澤東思想」等討伐聲隆隆四起。

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符合馬列主義,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它與隨後幾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穩定壓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脈相通,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

這一年年底,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指導下,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始承擔起艱巨的歷史使命。

這一年年底,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這個在當時引發激烈爭論並被許多人認為是「昏了頭」的決定,若干年後被認為是正確決定,並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之後的若干年時間裡,大量農民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大批湧入深圳、廣州,湧入觀念先進的東南沿海地帶,進入工業製造領域尋找致富的機會。於是,一個新的群體——農民工,也就是新中國的產業工人誕生了!到深圳、廣州謀求發展和賺錢,成為農民工第一選擇。後來,20世紀90年代,「民工潮」遂成為滾滾洪流,難以遏制,而關於農民工的問題也日益凸顯,並成為社會上最為棘手的難題之一。

那時候,到城裡打工,彷彿是一種時尚。為了實現夢想,農村人離開家園,充滿了熱情、勇氣、力量,湧入絢麗多彩的城市,期待過上好日子!可是,背井離鄉的他們,能適應城市生活嗎?能收穫他們想要的一切嗎?他們都會遇到哪些問題?他們的生活從此以後會發生哪些轉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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