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命運對於樊建川並不是太殘酷。1975年8月，樊建川的知青生涯開始了。他下放當知青的地方就在宜賓縣日辰公社，離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幾十公里。這裡雖然離他家很近，但是由於地處山區，連公路都不通，更不通電，全村就他一個知青。
在近乎原始的條件下，18歲的樊建川被安排住在一戶李姓農民家裡。在1975年普遍貧困的日子裡，李家糧食也不夠吃。樊建川說，李家對他非常好，他們吃稀飯的時候讓樊建川吃乾飯，到了連稀飯都不夠吃的時候，他們就吃野菜做的菜糰子，讓樊建川吃稀飯。如今，他離開插隊的那個村子已經有30多年了，每年還要回去看望他們。
在插隊生活剛剛開始的時候，城裡長大的樊建川對於農活完全不在行。他所在的村子地處偏僻，交一次公糧要走20多里路。在一次交公糧的時候，年輕氣盛的樊建川不願接受照顧，挑著很重的擔子和從小就干慣重活的村民們一起上路，結果肩膀上的皮被扁擔磨破，化膿潰爛。
因為沒有干過農活，樊建川曾經不小心用鋤頭把腳挖傷過，割水稻的時候把指甲蓋割掉過，弄得滿身都是傷。但是讓樊建川印象最深的是飢餓。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樊建川連稀飯也喝不到，只能吃菜糰子。有幾次，樊建川在幹活的時候，因為飢餓而暈倒。暈過去之後，樊建川被送到公社衛生院，衛生院給他開的處方是：批了一個到公社供銷社買塊紅糖的條子，將紅糖化成糖水喝。
在20世紀70年代，知青的出路主要有三條：招工回城、參軍、推薦上大學。當然，也有少數知青選擇了紮根農村和邊疆。作為當地知青中的「名人」，樊建川給自己未來的規劃是當兵。他選擇當兵的原因很簡單：在農村吃不飽飯。宜賓山區自然條件惡劣，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還沒有徹底解決溫飽問題；而在當時，當兵至少可以填飽肚子。
1976年10月，隨著「四人幫」退出歷史舞台，十年「文革」結束，樊建川和整個中國的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這年年底，有兩支部隊來到宜賓接兵，早有打算的樊建川去接兵站報了名。他知道自己眼睛近視，就找了自己一個好朋友幫忙作弊，混過了體檢。就在樊建川接到入伍通知的時候，一封舉報信使他的一番苦心付諸東流，樊建川被取消了參軍資格。看來，命運並沒有特別關照他。
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樊建川感到絕望。此時，萬念俱灰的樊建川想到了一個辦法。他毛筆字寫得很好，還會吹拉彈唱，他想憑藉自己的這些專長打動第二支接兵部隊的幹部。在1976年寒冬的一個早晨，樊建川鼓足勇氣帶著一堆樂器來到宜賓縣縣委招待所二樓，找到了接兵部隊的副團長。接兵的幹部對這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原本興趣不大，就隨口問道：「你會幹啥？」樊建川想也沒想就說：「啥都會。」
大半個上午，樊建川充分表現了他的才華：他寫出了幾種字體的美術字，又拉二胡又拉手風琴。樊建川的才藝表演結束之後，幾個接兵幹部決定收下這個年輕人。絕處逢生的樊建川直到今天，還深深感激給他機會的那個徐副團長。
第二天，新兵隊伍出發了，樊建川成為隊伍中唯一一個沒有穿新軍裝的新兵，敢做敢為的性格改變了他的命運。老兵出身的樊忠義親自把兒子送上了火車。
但是，樊建川並沒有太多的喜悅。作為眼睛近視而又多招的兵，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敢多說一句話，生怕一句話沒說好部隊不要他了。火車一路北上，到了這一年11月份，樊建川和500個來自天府之國的新兵到了部隊駐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化德縣。
樊建川所在的部隊是陸軍某部守備一師，部隊駐地烏蘭察布盟地處丘陵。在蒙語中，「烏蘭察布」一詞是「紅山口」的意思，這裡歷來就是軍事重鎮。在當時中蘇對抗的大背景下，樊建川所在的部隊被部署到內蒙邊防一線。一旦發生戰爭，樊建川的守備一師將成為繼邊境零星的邊防部隊之後，投入戰爭的第一批成建制部隊。樊建川的軍人生涯就在濃厚的備戰氣氛中開始了。
「紅山口」不僅是個山口，還是個風口。樊建川的戰友、山西人楊建昭對當年的部隊生活記憶猶新。一年到頭吃土豆白菜對他們來說並不算艱苦，楊建昭認為最艱苦的是氣候。當地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春天一颳起風來，漫天都是黃褐色的沙塵暴，連白天都得點燈，「紅山口」一詞可謂形象。冬天一颳風，氣溫常常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樊建川的一個老鄉，因為沒有禦寒經驗，在這一年冬天被凍掉了八個手指頭。
有一件事情令楊建昭終身難忘。1976年冬天烏蘭察布盟迎來了一場特別大的風暴，一時氣溫驟降。一天晚上，楊建昭到團里去看「文革」結束後剛剛解禁的電影《洪湖赤衛隊》。在回來的路上，楊建昭覺得冷得難以忍受，他不想走了，準備停下來蹲在地上取會暖。這時，兩個老兵架起他就往回拖。因為，一旦他躺下，就再也起不來了。
楊建昭認為，樊建川肯定不適應這樣惡劣的氣候，因為當時絕大多數新兵都不太適應，但是樊建川當時沒有表現出來這種不適應，因為他是宣傳鼓動的骨幹。楊建昭說，樊建川喜歡接受環境的挑戰，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樊建川叫苦。
在新兵連的三個月，眼睛近視成了樊建川的心病，他擔心自己會被退回去，就咬著牙拚命訓練。三個月後，他如願以償地拿到了領章和帽徽。
在樊建川的軍人生涯中，最讓他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成了連里的特等射手。樊建川知道自己視力不好，就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練習射擊，直到成為特等射手。
野戰部隊的生活艱苦異常，一年只有幾個月不穿棉襖，一年到頭只能吃土豆和白菜。
樊建川的正式崗位是在連隊的炮台上，他是炮兵，還要自己挖工事、碉堡、戰壕。樊建川覺得，訓練的時候是最愉快的，因為平時戰備施工比訓練苦多了。他覺得最苦的工作是挖坑道，每天樊建川都要帶著鋼釺、鐵鎚、導火索、炸藥上山，用鐵鎚和鋼釺在岩石上鑿出炮眼，然後放炮炸石頭。樊建川說，打炮眼很容易把手砸傷。
挖坑道是個重活，樊建川寫信向父親訴苦，說自己累得吐了血。讓樊建川沒想到的是，父親回信說，吐血也得干，就是死在部隊都不丟人。
樊忠義寄了幾瓶雲南白藥，要樊建川用二鍋頭吞服，說這樣就能夠治吐血。
我們現在能夠在媒體上查到的有關樊建川最早的報道是在1978年。這一年10月15日，在《人民日報》第三版上出現了樊建川的名字：
一個來自四川宜賓的小戰士樊建川，他父親當年在賀龍的部隊當炮手。小樊入伍時，父親對他說：「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戰友戰鬥過的地方。那兒很艱苦，你要是個軟蛋就去哭鼻子！不過，我希望你能做個堅強的戰士，到風雨里闖闖。」小樊由於在家的優裕生活，加上母親的嬌慣，哪能理解父親這番話！他一來到這個「六月剛停雪，九月又結冰」的嚴寒世界，心涼了。在施工中，因為他身子單薄，推小車，小車倒；掄鐵鎚，手發抖。他心裡直嘀咕：「這日子啥時到頭？」可是，天長日久，日久天長，在家連麵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現在吃起饅頭就五六個，體重由一百零幾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他晃起紫銅色的臂膀，一氣能打二百多錘。他學雷鋒，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紅花。
這篇報道守備一師先進事迹的長篇通訊題目叫《戎馬邊疆創業歌》，作者是《解放軍報》通訊員凌志軍、新華社資深軍事記者閻吾和《人民日報》記者葉旭林。許多年後，在樊建川成為一名成功的房地產商和收藏家的時候，凌志軍也成了人民日報社的高級編輯和暢銷書作家，他寫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成為1998年最暢銷的出版物。
這篇通訊提到的樊建川「立了功」，是指他在1977年立的一次三等功。楊建昭說，一個連一般最多只有一個三等功的名額給新兵，樊建川在第一年能立到三等功非常不容易。
在樊建川獲得三等功的這一年，中國正在悄悄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這一年，「文革」後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果斷決策，恢複了中斷11年的高考。這年冬天，570萬樊建川的同齡人走進了考場，他們中的幸運兒在1978年的春天走進了大學的校門。
就在77級大學生走進大學校門的時候，樊建川也高高興興地當上了連部的新文書。此時，楊建昭已經從連隊的文書崗位上調走了，樊建川成為三連的新文書。楊建昭說，樊建川有文采，他這個文書等於是半個連長，半個指導員。連隊有些活他自己就安排了，全連的工作總結樊建川一個人就能寫出草稿，連長對他非常滿意。
如果生活不發生變化，我們已經看到了樊建川在部隊的前途。
樊建川自己當然看得更清楚，他在部隊的表現給他的戰友和領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時，對樊建川來說，部隊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這一年年底，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工作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