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場新書發售儀式在北京召開。在這本書上赫然印著「中國的世紀」五個大字，編者龍安志。這是一本很特殊的書，由朱鎔基總理作序，內容彙集了八位中國政府部長，世界500強的一些董事長、CEO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和判斷。
這本應運而生的圖書有它產生的深刻背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人對中國的態度顯得非常複雜，一會兒是中國威脅論，一會兒是中國崩潰論。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發展，這兩派時常出來攪擾世界的視聽。
1999年3月6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中國竊取美國原子彈計畫建造更好的武器」的爆炸性消息，並指出這位「核子大盜」就是華裔科學家李文和。一時間，李文和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之一，美國乃至西方各媒體連篇累牘地挖掘幕後信息，把一件臆測的事弄得彷彿十足「鐵案」。看過美國媒體報道的人們會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中國直接對每一位美國公民造成了威脅。
但是，美國政府斷然否定了這一消息，柯林頓直接表態：「在我的任期內，沒有人向我報告過中國搞間諜活動的事。」能源部長理查森表示：「許多猜測是毫無根據的。多年來，我們的實驗室保密工作是非常嚴格的。」
中國政府和媒體對此更是進行了嚴厲的駁斥，駐美大使李肇星認為這是「毫無根據和極不負責任的」。許多中國人義憤填膺，一些美國華人致函美國當局，認為這將「引起惡劣的反華狂熱」。一些華人僑社還成立了李文和法律基金會，以支持李文和打官司。
與此同時，一些熟諳美國政治遊戲的人士指出了問題的核心所在。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撰文說：「把對華政策當做黨派之間的皮球踢來踢去，那就危險極大。羅納德·里根和比爾·柯林頓後來都不得不花好幾年時間，在一堆競選時說過的敵對言辭的瓦礫上重新建立起日後的對華政策共識。」
中美建交的核心人物基辛格說：「我們正在轉向對抗……你打開報紙就必定會看到攻擊中國的文章。這是懷念過去的對抗。」
《洛杉磯時報》發表文章《間諜醜聞無中生有》，認為這「是以《紐約時報》為首的新聞媒體和共和黨政客的恥辱，他們為了增加發行量和當選而打出已經磨破了的中國牌。在此過程中，他們破壞了由尼克松總統在30年前開創的民主的接觸政策」。
有的報紙則乾脆將之聯繫到1949年中美開始的敵對關係，並高聲呼籲「不要再次失去中國」。另一家報紙則譴責一些共和黨人及其總統候選人「正在發出冷戰號召」，「華盛頓最不該做的就是捏造出來一個『中國威脅論』」。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李文和在被監禁9個月後釋放，負責此案的法官表示此案「令整個國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難堪」，並代表美國法院向李文和道歉。在這起鬧劇般的案件中，某些美國人醜化中國的目的沒有達到，反倒浪費了美國納稅人上千萬美元，並傷害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美國華裔的情感，美國政府的信譽與被美國人奉為心靈聖經的民主與自由因此蒙羞。兩個月之後，另一起惡性事件將中美兩國人民捲入了旋渦。
5月8日凌晨，一架美國B-2A隱形戰略轟炸機在南斯拉夫的萬米高空發射了5枚導彈，它們的目標是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它們造成3名中國記者死亡，20多名使館人員受傷。
一小時之內，中國政府最高層召開緊急會議。很快，中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
「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一野蠻暴行表示極大憤慨和嚴厲譴責，並提出最強烈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此承擔全部責任。中國政府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5月8日下午，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均爆發示威遊行，數十萬人聚集在美國使領館前，強烈抗議美國暴行。然而「強烈譴責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捍衛主權，還我使館」等代表中國人民心聲的標語口號似乎沒有打動美國政府及北約成員國。
柯林頓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英國首相布萊爾輕描淡寫地說：這種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北約發言人謝伊則對中國記者聲稱：北約的打擊是合法的。
美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培根大談美國軍隊擁有最好的飛行員和武器系統，擁有精確的指揮和優良的訓練，而結論是「戰鬥造成意外是難免的」。
美國媒體剛開始保持了一種沉默，隨後則開始大力報道中國人民的遊行示威，並對美國在華人員的安全表示「合理的擔憂」。此時，公理和正義似乎既沒有盤旋在貝爾格萊德（那裡只有北約的飛機和炸彈），也沒能在華盛頓發出聲音（那裡只有輕佻的發言人和彷彿患了後現代失語症的新聞媒體）。
面對中方提出的強烈要求，5月14日，柯林頓向江澤民表示「由衷的道歉」。年底，美國政府向中國支付2800萬美元的賠償，此前，美方向傷亡人員支付450萬美元的賠償金。
這一在人類外交史上罕見的惡性事件以及中國人民的憤怒似乎並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深刻反思，一切又回到原點。一年後，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論調再次衝擊著美國人民的視聽。
2000年，「中國崩潰論」被炒得沸沸揚揚。這一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先後發表《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統計出了什麼問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質疑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的真實性。2002年1月，美國《中國經濟》季刊的主編斯塔德維爾在其出版的《中國夢》一書中把中國經濟比喻為「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4月1日，《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為什麼造假賬？》的文章，稱中國已「被虛浮的數字淹沒」。而《中國即將崩潰》把這種論調推向了高潮。
到底是崩潰還是威脅？在這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措辭中，龍安志感到深深的失望：
「其實外國主流媒體基本上不知道中國的改革跟變化是什麼樣的。在90年代開始有崩潰論，就是談中國肯定會崩潰的。但是我覺得不可能，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比較清楚，所以我主編了一本書，叫《中國的世紀》。」
龍安志認為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可能是中國的世紀。
2001年3月16日，朱鎔基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龍安志。龍安志把《中國的世紀》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送給朱總理。
對於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幾代中國領導人，龍安志非常佩服。中國堅持按照自己的實際和文化傳統走了自己的路。中國發展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不只屬於中國。
彭定康在2004年寫道：「在20世紀最好的20年里，中國赤貧人口減少了2.2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馬可·波羅行紀》里旁註『不計其數的貿易』，中國的情況一直如此。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之後，中國共產黨將當代中國實踐與時代形勢相結合，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更大的飛躍。人們在為此讚歎的時候，彷彿又看到了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
2008年，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記者採訪時，龍安志說：
「中國領導人應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用10年時間，從完全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從1992年鄧小平提出市場經濟的概念，到2002年中國加入WTO，10年時間完成。而且政治很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這個事情太難了，大部分國家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國做到了。」
2002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一年，中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經濟總量突破了1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商品零售額雙雙突破了4萬億元人民幣大關，進出口也突破了6000億美元大關。人們用「活力四射」形容中國經濟。
面對中國經濟良好的發展勢頭，龍安志作出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決定。就在《中國的世紀》發售儀式上，剛剛致完辭的龍安志心中突然響起了一個聲音：香格里拉在哪裡？
這並非一個突兀的念頭，在那個時期，中國西南部的好幾個地方在爭論香格里拉這一地名的歸屬。這場爭論引起了龍安志的興趣，他再次想起了少年時代的那個疑問：香格里拉在哪裡？在2002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嗎？在宛然國際大都會的北京還是上海，或者深圳？20世紀30年代的斯諾造訪延安時，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談論的地上天堂就是這樣嗎？
對於這些問題，龍安志無法回答。在龍安志看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有了奇蹟般的成就，但也有一些遺憾，這些遺憾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在北京東四九條有一個四合院，是傳統青磚灰瓦的舊式明清四合院，現在的名字叫「新紅資俱樂部」，它的主人是龍安志。當年，龍安志買下這個院子，是因為他喜歡四合院的生活方式，在檐下聽雨滴打在水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