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後期，考慮到制度帶來的不小的利潤損失，柳傳志開始琢磨其他路子。
公司要賣SATA電腦，海外訂貨的通行規則是讓中間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但是，如果在香港辦一家外貿公司，自己控制訂貨渠道，這15%就能賺下來。
柳傳志和張祖祥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制訂了一個「海外拓展計畫」，是指從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的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在邊境以外的地方辦一家貿易公司，積累資金和經驗；將公司業務由貿易領域延伸到生產領域，大規模地進入個人計算機的整合行業，這是第二步；進入香港股票市場，成為一家上市公司，這是第三步。
柳傳志選擇了兩家合作者——香港導遠電腦系統有限公司和中國新技術轉讓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但它的三個投資者都是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計算機專業、又有海外商業體驗的年輕人，這正好可以和柳傳志麾下的老派書生取長補短。我們需要著重提及的是另一家公司。
柳傳志在1988年10月10日召開的「開拓國際市場」的會議上對這家公司是這麼描述的：「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貸款，在借錢方面有根。」
在1988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姓柳，正是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先生。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是國家貿促會在香港的投資，屬於國家所有。柳谷書早年投身銀行業，他所累積起來的信譽和人脈都是一筆巨大的資源。63歲那年，這位老人帶著80萬港元來到香港，組建了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要讓我們國家的專利轉讓事業從此進入世界市場。在以後的6年里，他為這家公司賺了大約5億人民幣。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行中獲得了極高讚譽，也是兒子心目中的榜樣。
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幫助兒子獲得大批貸款，這成為香港聯想初期最重要的鋪墊，香港聯想獲得了當地銀行業的支持。柳傳志在父親的引薦下，結識了香港商界的人物。他還從父親那兒學會了衣著、舉止、言談之類的社交禮儀。
有一次，他和父親去拜見一位商界人物，他們在約定的時間之前5分鐘內到達，但父親寧可在門外等待也不肯提前進門。柳傳志一向有嚴格的時間觀念，甚至在公司制定了「開會遲到即罰站一分鐘」的紀律，無人例外，公司很多高級經理都有過遲到被罰的記錄。但是，就在那一天，他從父親那兒學到了這樣的禮儀——在社交場合，提前到達和遲到一樣，都是失禮的行為。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無形之中對柳傳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聯想」這個名字就是這個時候出爐的，只是較現在多了兩個字，叫「香港聯想」。「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實在太長了，也沒有新意。
其實「聯想」的最初雛形出現在漢卡上。隨著「聯想式漢卡」的銷量遞增和名聲的遠揚，用聯想作為香港公司的名字再好不過了。
柳傳志和兩個合作者達成協議，各自投資30萬港元作為新公司的資本，並且擁有同等的股權，以及同等的責任和利益。柳傳志為公司董事長，呂譚平任總經理。由於父子聯手，柳傳志對這家公司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
香港聯想初創時，幾乎就是大陸兄弟公司的復歸。公司被貧窮籠罩著。公司用78萬港元在太古城買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好安置留在香港的全體北京人。房子的首期款是向呂譚平借了18萬港元才付清的。柳傳志、倪光南、張祖祥都住這裡，房間不夠了就在小過廳的地板上鋪條毯子過夜。
當時香港的公共汽車票價1元，有軌電車更便宜，只有6毛。但他們出門一律步行，不肯坐車，也不敢在家招待客人。為了保持尊嚴和富有的形象，約人會談的時候就臨時租個賓館房間，談判結束立刻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應邀赴約，則是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車開到門前。這樣的日子，大家都挺過來了。
1988年6月23日，星期四，香港聯想在這一天成立了。柳傳志並不迷信，但還是照當地的風俗花5萬元請了算命先生，挑了個「黃道吉日」。算命先生就公司的傢具布置指點一番後，煞有介事地說如果一切照辦，一年至少賺個500萬港元。
香港聯想一炮打響，在最初的4個月里，每月拿到900萬港元的銷售額和55萬港元的利潤，而當時那家公司的員工總共還不到30人。第一年，香港聯想利潤果然超過500萬港元，一切成真，但是不是托算命先生的吉言，倒是其次。我們看到的是，香港聯想一天天發展壯大，業務不斷拓展。用柳傳志的話講就是，「公司差不多每個月都要見幾次報，生意越做越興隆。」
國內的情況也不錯，漢卡在國內市場漸漸站住了腳，累計銷售超過了1萬套，有1000多個用戶分布在全國。合作夥伴幾乎都是公家客，所以預示著極大的潛在市場。
柳傳志當然沒有滿足，他尋找到了新的目標——把AST控制在自己手中，並逐步走上AST公司的道路，讓公司擁有生產個人計算機的能力。
AST是一家美國公司，實際上是兩個香港人和一個巴基斯坦人辦起來的，三個人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組合起來，成了AST。1982年他們做出第一批電腦主板，適用於IBM微機，還適用於各種兼容機，所以在全世界都能賣。兩三年後，他們又聘請幾位工程師研製個人計算機，並開始組裝整機銷售到世界各地，到1988年，它已經有1500多個員工分散在全球，每年大約有十幾億美元的銷售額。
1988年10月的一天，「開拓國際市場，掀起銷售高潮」動員會召開。柳傳志在會上彙報了香港聯想的大好形勢。他說：「聯想公司在香港和AST公司已經簽訂了1000萬美元的合同，要買3000台機器，這些機器是向著國內和海外市場的。這一下等於把AST機器全部控制在咱們手裡了。」
當時每台AST微機的毛利潤大約為1萬元，3000台意味著什麼，與會的人稍稍動動腦子就知道。何況還能配套3000塊漢卡和同數量的外部設備。一年前柳傳志在深圳相中這個品牌的電腦，似乎就有了一些打算。
「我們要走AST公司的道路。」柳傳志最後重重地拋出這句話。
他不是隨便說說的，隨著微機時代的到來，這已經成為了必要的行動。幾個星期後，柳傳志用香港聯想賺來的第一筆利潤，從一個名叫蔣輝國的香港人手裡買回一座工廠——Quantum公司。以此為基地，他邁出了「AST之路」的第一步——開發計算機板卡。
當80年代走進尾聲時，「聯想式漢卡」實至名歸地捧回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獲獎的過程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複議程序，最終推翻了之前所定的「二等獎」。中國國家級科學技術進步獎與聯想同歲，都是創立於1984年。這個獎項意味著，聯想式漢卡終於得到國家的承認。
隨後，「聯想286微機」在聯邦德國漢諾威國際博覽會上首次參展並獲得極大成功，並獲得了北京國際博覽會的金牌。
1989年11月，公司正式更名為「聯想集團公司」。公司花費了大力氣請來眾多大牌媒體參與報道，刊登的廣告詞是「聯想集團成立誌慶，聯想與您共創明天」，並套印了大紅色彩，旁邊印著個人計算機的照片。這幅照片預示著，聯想公司的明天將與微機聯繫在一起。
11月14日，更名大會上，柳傳志發表的演講題目是《創辦走向世界的計算機產業》，這為聯想90年代的奮鬥目標書寫了最好的宣言書。會上，他還提出了發展海外事業需要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戰略：
「瞎子背瘸子」——這是我們的產業發展策略。
「田忌賽馬」——這是我們的研究開發策略。
「茅台與二鍋頭」——這是我們的產品經營策略。
從此，「聯想」和「LX」正式成為公司產品的商標——商標證第334693號。還需要經歷一段時間，我們如今熟悉的Lenovo才會定型。
1990年1月，柳傳志召集香港公司的12位經理，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AST微機能夠風靡中國市場？」
那時，大陸的人買一台AST/P386，要付33900元，去掉進口商的折扣、關稅和營銷成本，還有24%的純利潤。香港聯想就是靠這塊業務賺的錢。當時所謂的「進軍海外」其實就是把AST微機從香港運到中國大陸，然後就忙著點錢。
20世紀90年代早期是AST微機的黃金時代，其80%的產品通過香港聯想進入中國大陸，香港聯想又通過北京聯想來佔領客戶群。聯想的漢卡插在AST機器上，AST覺得它和聯想的合作天衣無縫，殊不知自己的合作對象已經野心勃勃。聯想把代理AST獲得的利潤拿去彌補自製板卡的虧損，還拿出1350萬開發「聯想微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