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元旦剛過，鄧小平突然決定要去南方看看。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給我們的不單單是「珠海經濟特區好」這句簡單明了的題詞，也不單單是自那之後廣為流傳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更重要的是，在他離開廣東後的幾個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開放14個沿海城市。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這一年被後人定義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1984年。這一年，王石的公司開始了它的原始積累；張瑞敏調入了一家瀕鄰倒閉的電器廠，海爾正在日漸成形；剛剛創立的健力寶，利用洛杉磯奧運會的機遇一舉成功……
這一年的世界歷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蘋果公司推出了劃時代的Matosh計算機，這一天後來被《時代》雜誌評價為個人電腦大眾化普及的第一日；這一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在無政府補助的情況下，成功商業運作；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參加奧運會，許海峰獲得了中國也是本屆奧運會的首枚金牌。我們可以聯想到的是，24年後，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聯想成為奧運會的合作夥伴。
我們的話題重點還是在用20萬元人民幣翻開的聯想傳奇故事。
聯想，準確說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成立的具體日期，沒有明確的史實資料記錄。有人說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員工聚集在一起，召開了聯想發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會議」，柳傳志是其中最年輕的。官方給出的說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這一天，所里將組建公司的報告呈送上級，並於這一天獲得批准。
公司的籌備過程其實很簡單，因為大家已經鐵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個適當的時間，選了一個適當的地點，做了一件適當的事。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裡面的話語讓當時的老百姓激動不已。「平均主義的泛濫必然破壞社會生產力」，「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辭去公職的人越來越多，人們都在期待著以自己的智慧和資金，在這個躁動、紛爭、摒棄傳統和追尋未來的時代，開創一個嶄新的世界。
終於，這陣風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關村。這裡當時已經聚集了70所大學和至少200家科研機構，集中了30萬大學生和10萬科技人員。
從計算所西大門往東走，你會看到一個用磚塊堆起來的深灰色的房子。裡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牆壁，朝南有個門，北面有個窗戶。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牆一字排開，裡屋有兩張三屜桌。沒有沙發，沒有老闆椅，更沒有電腦，即使是擺設的那些傢具，也是別人扔掉的破東西，修理好了以後再搬進來。
這間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憶說這兒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全公司11個人，一直鬱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日常經營工作的副經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志談話，問他對公司有什麼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其實，創業之初的聯想根本沒有多少資金可以利用。國家下撥的科研經費需專款專用，銀行也不會貸款給他們。計算所所長曾茂朝咬了咬牙，把這些年來出租所里大型計算機的收入悉數貢獻，一共20萬。這是全部的家當，是按照1小時1元慢慢累積起來的20萬。
在現在來看，似乎20這個數註定了和聯想的光輝歷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積，20萬元的初始資金，成立20年之際收購IBM全球PC業務……歷史的偶然性，用同一個數字讓我們訴說著這個民族企業的輝煌。
聯想創辦之初最大的優勢在於，曾茂朝不想束縛屬下的想像力和創造性，同時下放了三項關鍵性的權力。一是人事權，計算所辦的公司算是處級，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亂派人，公司可以自主決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財務支配，計算所投入20萬元，公司年收入交給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決定；第三條是經營決策權，計算所對公司業務不予干涉。柳傳志說，計算所巴不得不決策，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干，所以就給了這三條政策。
柳傳志當時也不明白該怎麼干，但這三條他都很滿意。多少年後他回想起來的時候，感慨地說，這三條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1986年、1987年總結什麼叫民營企業的時候，中關村總結說符合四個「自」就是民營企業——自由組合、自籌資金、自主決策、自負盈虧。柳傳志一一數下來，說：「我們這不就是嗎，20萬初始投入，後面大量的錢靠自籌。」
民營和國營的區別何在呢？在那個年代，國家計畫內的企業和非計畫內的完全不同，計畫內的企業國家就要給你指標，年年撥錢，但同時也捆著企業，參與企業的決策。民營就什麼都不給你，自己負責自己。柳傳志決意永遠往民營那堆兒里混，他需要一個自由的體制。再後來，公司就自稱是股份制企業，然而用柳傳志的話就是，「實際上我們這個性質完全是民營」。
曾茂朝對柳傳志和王樹和說，你們創辦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許能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作用」。柳傳志記得，當時這句話讓他熱血沸騰。
我們仔細去查找公司檔案中的種種細節，可以發現，曾茂朝的許多決定都為日後聯想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後，柳傳志總結道，這些決定確保了聯想能夠充分利用傳統制度中的資源來實現新制度的功效，對他而言更是一種巨大的激勵和強有力的後盾。即使是後來企業做大了，已經擁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結構，科學院還是很照顧，始終不把公司當做一般的國企。2008年聯想開辦的「聯想之星」科技創業高級人才培訓班，可以視為聯想的反哺行動。
這就樣，公司辦起來了。1985年春天的時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學院南路的大門掛出來，長2.2米，寬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製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體字，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牌子並列。
隨後，公司主要負責人的任職後面都加了行政級別，王樹和為正處，柳傳志和張祖祥為副處。無須辨別級別是在哪個層次，重要的是，這一舉措有個很強烈的象徵意義：黨組織認可他們，依然把他們當做革命隊伍中的一個部分，並以組織的形式加以認定。
在聯想日後的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傳志一直堅持這樣的態度——不和傳統的制度分道揚鑣，不離開計算所這個大家庭。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議公司能夠在獨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比如建立董事會以使公司完全擺脫計算所的控制。柳傳志不同意，他自有考慮。他不想扮演一個叛逆者的角色，聯想的更好發展離不開計算所這個母體。在之後的20多年裡，計算所憑藉最初掏出的20萬元，每年收穫數千萬元，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佔了大便宜，但柳傳志始終明確表態，為計算所辯護。
而歷史也證明了，他的眼光是長遠的。憑藉計算所這塊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銀行貸款都以其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同時獲得中科院開發局的擔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將科學院擁有的外匯額度中的20萬美元，批給這家公司使用。計算所的若干項研究成果都被順利帶到公司，進一步開發利用，如KT8920大型計算機、「漢字系統」等。種種優惠，給公司帶來的業績是不可低估的。
「倒爺」時期的迷茫，第一桶金來自何方？
然而，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柳傳志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企業家生涯是從「倒爺」開始的。
公司剛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沒有人知道自己該去做些什麼，即使是當時公司的三個核心人物——王樹和、柳傳志、張祖祥也是如此。
柳傳志摸不清楚自己心裡到底想要幹什麼，更摸不清楚所處行業的行情。他跑過幾個地方，打聽人家需要什麼技術上的東西，當然，打的依然是計算所的旗號。然後又在計算所貼出了公司布告，說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轉化，可以代辦。一切都無果而終。
「迷茫」——柳傳志用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處境。
公司員工要養家糊口，還要活動費用，那就隨便看看公司能賣什麼吧。柳傳志隱約知道，那時候整個國家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就這樣，在幾乎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公司的人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大潮中的「倒爺」。他們倒賣過旱冰鞋、運動褲衩，也有好歹與電子技術相關的電子錶、電視機、冰箱之類的。
柳傳志當時負責進貨。有一次他和同事帶了1000塊錢去深圳，他在40歲之前一次存款最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