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上，在169位中央委員和112位中央候補委員中間，有一位31歲的年輕女性，她默默地坐著，茫然地感受著眼前熱烈的氣氛和一項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她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郭鳳蓮。
一切變化讓她目不暇接。一直以來作為中國農村典範的大寨，在這次會議中卻難覓蹤影。郭鳳蓮感到有些意外，她還沒有意識到，眼前這一切將被後人視為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轉折點之一。這是中國新的起點，也是大寨16年輝煌的結束，她和大寨由此將開始艱難的蛻變。
此時她並不知道，其實在此之前，變化已開始醞釀。當辛勤的勞動並不能讓人們收穫富裕，甚至不能讓人吃飽飯的時候，一些樸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們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絕大多數江河斷流，土地龜裂，受災農田6000多萬畝，糧食減產。
在省委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心急如焚地說：「我們不能眼看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體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縣山南鎮黃花村在區委書記湯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開會議，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點糧食度過饑荒。他們讓群眾種「保命麥」，每人借三分，誰種誰收。對外稱聯工分不聯產，對內則說明是包產到戶、責任制。當夜分田到戶。第二天天還沒亮，根本不用吹哨，人們就下地播種，荒蕪的土地出現了很多年沒見過的熱火朝天的景象。
同屬山南鎮的小井庄聽到消息後，在全村的支持下，乾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說。龜裂的土地硬得連牛都犁不動，小井庄人就用鋤頭一點一點地鋤開。一周時間，全村就種下了70畝小麥和30畝油菜。不幾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莊稼長得格外好。人們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稱為「及時雨」。
不過這場「及時雨」，卻惹得波濤洶湧。在山南鎮的街道和小井庄的牆上，一時間都貼滿了大字報：「築防風牆，修攔水壩，堅決抵制肥西單幹風。」一封狀告湯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手上：《湯茂林領導10萬人到何處去？》
當人們還在爭論不休時，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已簽訂了「秘密協議」，按下了18個鮮紅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開始，中國農民選擇了與大寨全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專門召開會議討論包產到戶問題，萬里提議將山南公社作為試點，年底總結，好就幹下去，不好就收。他還說：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
消息一宣布，整個肥西縣甚至其他各市縣都動了起來。
當時，群眾這樣概括「包干到戶」：
「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並且編了首順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幹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蓋倉庫。」
然而，隨著這種做法的影響擴大，爭論在更大範圍內出現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提出包產到戶是倒退，會搞亂幹部群眾的思想，給生產造成危害。編者按要求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到戶的地方，必須堅決糾正錯誤。
與此同時，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標語，「堅決反對安徽分田單幹」。已經包產到戶的農民，頓時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從。
5月21日，小井庄會計李祖忠正在地里幹活，突然通知有領導來家了。李祖忠心裡七上八下的，扛著鋤頭邊走邊想，分田單幹怕是闖大禍了！到家門口，看見站著4名公安，李祖忠嚇壞了，進屋一句話也不敢說，直看著屋裡坐著的一位白髮老人。沒想到老人第一句話是，「分田單幹是好事，你們走了第一步」。後來才知道這位老人就是萬里。
安徽的農村改革，在中共中央高層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從一開始就予以極大的關注，他主張不爭論，也不強制，讓人們對農村改革有一個「看」的過程。同時，鄧小平用行動默默地表示鼓勵。
鄧小平對當時四川省委負責人說：「在農村政策方面，你們的思想要解放一些，萬里在安徽搞了個《六條》，你們可以參考。」
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時稱「四川十二條」。這個規定強調要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規定特別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經實行的「定額到組，評工到人」的辦法，四川省成為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又一個發源地。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麥收時節，萬里來到鳳陽，得知小崗生產隊包干到戶後糧食產量由3萬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萬斤。面對心存顧慮的縣委領導，萬里堅定地說：「就讓它幹嘛，不就一個生產隊嗎？翻不了天。」
到1979年底，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在全國儘管還只是個別地方試行，比重僅佔9%，但各地紛紛仿效，數量迅速增加。
到1980年春，肥西全縣97%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糧食產量大增，比上年增產13.6%，向國家貢獻的糧食是上年的3倍。
「大包干」，砸碎了「干好乾壞一個樣」的「大鍋飯」，也吹響了破除人民公社的號角。中國的改革正是從這裡率先取得突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包干」使農民與集體的關係，由過去的行政指揮關係變成了以承包合同為內容的經濟關係，農戶成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農村發展商品經濟的微觀主體。農業、農村經濟這種微觀層次或微觀基礎的變化，使人民公社成了一個空殼。
1979年，四川廣漢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的牌子被小心翼翼地摘下來，代之而起的是向陽鄉人民政府。耐人尋味的是，與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時的喧鬧不同，它的消失悄無聲息。沒有廣播，沒有登報，四川省廣漢縣的向陽公社成為全國第一個重建的鄉政府。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勁風讓大多數中國人歡欣鼓舞，卻把郭鳳蓮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後，她還是像過去一樣，一邊組織社員們學習文件，一邊利用冬季農閑和大家一起修地壘壩。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崗村所發生的一切，但是她還不想改變大寨的方向。
郭鳳蓮的內心並不平靜，因為質疑大寨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多。大力支持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宣布：安徽決不再組織參觀大寨。多年之後，他回憶道：「如果不反掉學大寨以階級鬥爭為綱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堅持以生產為中心，這實際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撥亂反正。」
這讓剛過而立之年的郭鳳蓮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經感覺到，大寨執掌了16年的中國農村建設大旗將從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號文件轉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文件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郭鳳蓮當時思想上有點接受不了，尤其是在參加各級會議的場合，當人們用複雜的眼神看著她的時候，郭鳳蓮如芒刺在背，著實難受。
1980年9月，郭鳳蓮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這份來自昔陽縣組織部的通知說：即日起你調離大寨村，工資定為行政24級，工齡從今天算起。郭鳳蓮默默地離開了為之奮鬥了近17年的大寨。
那天，郭鳳蓮向宋立英告別時，忍不住哭了，哭完後說：「還是走了，服從黨的調動。」
同月，在北京，陳永貴向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請求」，得到批准。1983年春，他寫報告給中共中央，請求到基層工作，被分配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
小崗村農民1978年冬天的冒險，在一年多後，變成了近1/3中國農民的選擇；又過了7個月，這個數字變成了4/5多。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1984年，99%的農民選擇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的農村煥發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過去時。
然而，郭鳳蓮和大寨的轉身卻顯得格外艱難，對於包產到戶，大寨人確實在很長時間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一些群眾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
郭鳳蓮被調離後第二年，大寨才開始試行生產責任制，但是由於宋立英等黨員群眾的反對，1982年又走了回頭路。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