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這八個字，40歲以上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這八個字曾經牢牢地與大寨聯繫在一起。
1963年8月，一場特大洪水襲擊了大寨村，七天七夜的洪水弄得山流地沖，房倒窯塌。140眼窯洞塌了113眼，125間房子塌了77間，180畝土地被沖毀。洪水過去後，大寨簡直一貧如洗，也就只有庫房的糧食還存下一點，但好在人沒死，牲畜還在。
原本就在艱難中度日的大寨人面臨著最嚴峻的生存挑戰，是向鄰村請求幫助，還是向政府請求救濟？人們似乎別無選擇。
如今，在中國新聞電影製片廠的一部紀實影片中，還記載著陳永貴當時的決定，他說：「地是沖毀了，家也塌了，莊稼倒了，我們只要有人，家塌了我們會蓋，地沖了我們能修，莊稼倒了，我們一個一個能扶起來；我們只要有人在，什麼事情都能辦，有我們這個一把鋤頭兩隻手，一條扁擔兩條腿，一定能夠戰勝這個窮山惡水，一定能夠戰勝這個自然災害，加上我們黨的領導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我們集體經濟的優越，一定能夠戰勝災荒。」
大寨人選擇了一條最艱苦的道路，他們試圖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災難。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人們只是默默地走向面目全非的土地和被毀壞的家園，用加倍的辛勞來追尋幸福與富裕。陳永貴代表大寨人表態：「不要國家的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資；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的庫存糧不少。」
在那些像鋼鐵般不停地勞動的人們中間，就有年僅16歲的郭鳳蓮和22名同樣年輕的少女們，她們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3歲，最大的也不過17歲。
多年之後，郭鳳蓮回憶道：「正困難的時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見路的時候才能回來，回來還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後吃酸飯，酸飯是什麼概念呢？就是白開水下點小米，再放點咸鹽，再放點野菜，這就是酸飯。男同志少吃點窩窩頭，糠面窩窩頭，我們女同志吃一碗酸飯都睡覺了，沒有辦法。」
那時候，除了惡劣的自然條件，最大的敵人還是飢餓。快到中午的時候就已是飢腸轆轆，人們盼著午飯趕緊送到地里。人人的飯量都變得奇大無比，一個四口之家用的大鍋，每人都可以喝一鍋稀飯，有時是玉米麵條上放點蘿蔔絲，沒有什麼營養，也沒有什麼油，很快就餓了，頭犯暈。陳永貴會對大家說，把那腰帶往緊的勒一勒，就不餓了。
宋立英的記憶同樣如此：「那會兒確確實實是苦，冬天是吃冰碴飯，一天兩頓飯，黑夜還得加班干，凍的凍的，我們也都不叫苦，也不叫累，怎麼能修好，多打下糧食，咱們吃飽肚子，給國家作貢獻。」
1963年11月，天特別冷。下午到五六點的時候，寒冷彷彿能夠凍僵一切。少女們手上起了泡，開裂了，流血，然後再凍成冰。誰也沒有戴過手套，沒有穿棉鞋，沒有錢去買，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麼叫手套，什麼叫棉鞋。
數九寒天，陳永貴會點燃一堆玉米稈，讓大家烤火。烤完火，陳永貴總是勸少女們早點回去。可是郭鳳蓮發現男人們卻又接著幹活去了，她不認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擔辛勞。於是，又喊著姐妹們回到現場。她們當時的主要工作是壘石頭，抱起石頭走一大段路，壘到堤壩上。
這些和男人們一樣承受苦難和繁重勞動的少女們，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陳永貴感嘆說，「這是群鐵妮妮呀」。「妮妮」是山西農村對女孩子的稱呼，這個稱呼後來變成更具普通話味道的「鐵姑娘」，並風靡一時。郭鳳蓮逐漸成為「鐵姑娘」中的帶頭人。今天的人們很難理解那個時代，是什麼驅動力使郭鳳蓮們甘之若飴地承受如此艱難的勞作？
2008年，郭鳳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仍一臉激昂地說：「參加了第一線的勞動，那就是要奮不顧身地干，就是一個字——『干』，就是把『干』字放在當頭，能幹的事我們就干，需要我們乾的我們就干，需要我們怎麼樣干我們就怎麼樣干，所以我感到它是『干』字當頭，並沒有什麼其他想法，也沒有想爭個名，爭個利，根本沒有這個想法，非常單純，（就是想）把大寨恢複了以後，我們能吃飽肚子，能穿上衣服，這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當時想社會主義就是這樣，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
青春歲月中的郭鳳蓮有一個外號，叫「大寨的劉三姐」。如今，已無人知曉是誰給她取的綽號。那時候，她雖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幹活，卻也和現在的少女一樣愛唱愛跳。
那是一個充滿了單純的激情與快樂的年代。繁忙的勞動、艱苦的環境並沒有泯滅少女們的愛美之心。那個年代提倡「颯爽英姿五尺槍」、「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革命化，要求女孩子們穿軍裝、理到耳根的解放頭。郭鳳蓮卻悄悄保留了自己對美的理解。白天，她穿著軍裝去勞動，晚上會悄悄地在家裡穿著紅衣服照鏡子，甚至她的長辮子也不是自願剪的。
有一次，郭鳳蓮參加民兵集訓，一天睡覺起來以後，發現辮子突然掉下來一把，郭鳳蓮大吃一驚，不知是怎麼回事。原來是和她同住的另一個女民兵，覺得郭鳳蓮的辮子不夠「颯爽英姿」，於是趁夜裡把郭鳳蓮露在外面的辮子剪掉一股。郭鳳蓮一看只剩下2/3，實在太難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後來，「鐵姑娘」們都剪了辮子。
1966年春，年屆20的郭鳳蓮面臨著人生的一個大關頭，因為她的年齡在當時已經可以當母親了，但她沒想到自己的婚姻問題居然擺上了大寨村黨支部的會議桌，而且是連開三次會討論她的戀愛結婚事宜。
此時的郭鳳蓮和「鐵姑娘」隊已經名聲在外，有了許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當「鐵姑娘」隊長、團支部書記、民兵連指導員等一個個光環落在郭鳳蓮身上的時候，這些給了她榮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個又一個難以擺脫的責任。無論是大寨還是陳永貴，普遍都不願意郭鳳蓮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養一個人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鳳蓮對大寨的小夥子們沒有產生特別的感覺，她甚至想著也許會在大寨以外碰到一個可心的年輕人，並願意到大寨當上門女婿。但是陳永貴沒有松這個口，而是明確表態，郭鳳蓮應該帶頭在大寨找對象。陳永貴還積極為郭鳳蓮張羅對象，最後他敲定的「最佳人選」是原來在大寨放羊，後來參軍入伍的賈富元。
此後的一切讓郭鳳蓮如墜夢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卻眼睜睜地看著別人忙得不亦樂乎，而自己卻動彈不得。當時為了做通郭鳳蓮的工作，大寨的領導們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親和哥哥的工作，再讓她父親和哥哥來做她外祖母的工作。當全體人員一致表示同意的時候，一肚子不樂意的郭鳳蓮也沒辦法了。
多年之後，郭鳳蓮對採訪她的記者笑著說：「我跟我愛人的戀愛是一天半時間，兩個人談話是半天，第二天就訂婚。」當時，她唯一能做的最後抵抗就是死活不在結婚證上簽字。可她沒料到，陳永貴居然樂呵呵地替兩人把名字都簽了。
到了婚期，郭鳳蓮頭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這就算是結婚了。陪嫁的東西就是個包袱，裡面有自己縫的衣服、褲子，還有哥哥們花了2.8元買的一雙鞋和幾塊布。所謂的婚宴就是買了點白面，做了點拉麵，吃了點年糕，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鳳蓮就開始參加勞動——搬沙。
第三天，愛人就回部隊了，郭鳳蓮回父親那兒去看了看，吃了點餃子就回大寨。整個結婚過程總共花了150塊錢。據說主要是花在兩個被面上了，一個被面是粉色，另一個是綠色，都是綢被面。愛人走了以後，郭鳳蓮越蓋這個被面越心疼，乾脆就把被面從被子上拆下來，拿到供銷社又賣了，把錢換回來。然後，郭鳳蓮給愛人做了個布面被子，自己繼續用「鐵姑娘」時代的舊被子。
以今天人們的觀點來看，郭鳳蓮的戀愛婚姻帶著點不太讓人「欣賞」的包辦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兩人此後琴瑟和諧，稱得上幸福。
當時，郭鳳蓮因為經常要開會、接待參觀、參加勞動，白天晚上連軸轉，太辛苦了。賈富元就承擔起帶孩子、操持家務等一切家庭瑣事。郭鳳蓮的二兒子因為長期沒和母親在一起，長到8歲的時候，還不願意叫媽媽。此後，在郭鳳蓮人生低谷期，賈富元更是不離不棄、體貼入微，使家庭的溫暖成為郭鳳蓮棲息心靈的樂園。
對郭鳳蓮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快樂是在「鐵姑娘」們參加勞動的一年之後。那個秋天，郭鳳蓮看著在廢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萬斤糧食，激動不已，因為那裡也有她的一份辛勞和努力。大寨除了口糧、種子和飼料，還向國家賣了餘糧。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智慧和勤勞具有多麼大的力量，並深深沉醉於艱苦創業帶來的成就感中。更令她驚訝的是，大寨這個普通農村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紙、電台和先進事迹報告會上。
如今的年輕人已經無法想像大寨曾經擁有的地位，他們只能從老人們的敘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