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歷史的車輪是加速還是延緩，看起來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實這又是必然的。沒人能跳出他所處的時代和自己的心靈，至多是因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絲曙光，但這已經足以讓一些看起來普通的人站到時代的高點上。
郭鳳蓮聽過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個。這個故事讓郭鳳蓮既對太行山充滿感情，也朦朧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當然，這個故事在陳永貴、賈進才的心頭則有更為清晰的意義。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閉幕，時逢抗戰勝利前夕，原本力量極弱的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的八年血戰中成長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在這一天的閉幕致辭中，毛澤東講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認為：「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建國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無影無蹤，終於讓人們搬走了。這時對於中國人來說，在前進路途上的新的「大山」應當是貧窮。
這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大課題，同樣也是陳永貴、賈進才乃至後來的郭鳳蓮面前的大課題。對於這個問題，中南海里久經戰火的領袖和太行山深處那個小村莊的領導者居然形成了共識：重整山河。
大寨窮山惡水，土地貧瘠，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溝、八粱、一面坡。800畝耕地零零散散地分成4700多塊，還很貧瘠，產量很低。怎麼辦？陳永貴心裡盤算著一篇「大文章」，這篇「文章」叫做「十年造地計畫」，他試圖在深溝築壩再填上土，山坡里切外墊造梯田，讓小地連成大地，斜坡變成平地。他用「愚公移山」表達自己的決心：「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們這一輩子不行，還有我們的子孫。」
陳永貴第一個小試身手的地方叫白駝溝，大寨七溝之一，750米長，10米寬，像一道槽。1953年冬，風如刀劍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壯勞力走上白駝溝，壘石築壩造地，苦幹不休。吃飯由婦女們送到白駝溝，但是再熱的飯菜讓太行山的風一卷，很快就凍成了冰，人們把這種飯叫做「冰碴飯」。大家嚼巴嚼巴咽下去，接著幹活。這一干就干到臘月29日，正月初三接著干。一共幹了18天，得田數畝，有的說是5畝，也有的說是9畝。不管多少，對於大寨人來說，這是一個小小的奇蹟，頗有點愚公的意思。為了紀念此事，他們將白駝溝更名合作社，以志合作社成立後的功績。
此戰也讓大寨和陳永貴走出了昔陽縣。陳永貴被昔陽縣選派參加晉中地區勞模大會，他在大會上的發言很引人注意，有具體的事例，有鄉土氣息的幽默，還有一定的邏輯。當時的地委書記在大會上說：「大寨的陳永貴就很有頭腦，是個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樣，不僅要搞好當年的生產，而且也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
此後10年，每年的冬天，陳永貴就帶著大寨人一條溝、一道坡地搞建設。到1962年，4700多塊地連成了2900多塊。400畝坡地變成梯田，200畝梁地圍起了一尺多的地埂，從7條山溝里硬是淘出了80畝好地。同時，通過對土地的「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治理，改善土質，加深耕作層，大寨的土地就像披上了一層一尺多厚的海綿，足以蓄水納肥，保證農業高產。
就在陳永貴帶著大寨人苦戰的時候，毛澤東也陷入了思考。中國農村薄弱的基礎設施對農業發展的制約日益明顯，但是要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往往超出一個村，甚至一個鄉的規模，勞力不好調配，工程不好規劃，建設不好進行。這需要將人們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國共產黨提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一化三改」。當時估計需要三個「五年計畫」來完成這一歷史性進程，也就是說需要至少15年的時間。但是這對於「只爭朝夕」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太久了，他希望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能以更快的方式開展。1954年，全國的農業合作社從10萬個發展到48萬個。
此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已經發現過快的農業互助運動存在的問題：一些地方的幹部冒進思想抬頭，希望快一點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過高，耕地、牲畜和大型農具無償或低價歸合作社集體所有，甚至有的地方連零散手工業和家庭副業也取消了。但手裡剛剛有了土地的農民卻並不十分願意把土地再歸到集體，「怕歸公」的顧慮讓一些地方的農民人心浮動，甚至濫殺牲口或者賤賣，濫砍林木。
還有的高級社規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戶擴充到成百上千戶，比如安徽蚌埠郊區86個初級社兩個月之內並成6個高級社，最大的社包括2900餘戶。事實上，許多農村幹部根本沒有領導上千戶進行集體勞動的經驗，亂彈琴、瞎指揮盛行，大呼隆、一窩蜂普遍，農業生產的效率和質量大受影響。同時，大鍋飯已露頭，勤者懶者一個樣，貧者富者全拉平，人們的積極性大受影響。
1955年初，鄧子恢彙報了這些情況，建議控制一下進度，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同意。經政治局討論通過後，劉少奇簽署了一則通知，要求將合作化運動轉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並提出了「停、縮、發」三字經。3月18日，劉少奇對鄧子恢說，農業合作化「一五」發展三分之一，「二五」發展三分之一，「三五」發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澤東在4月的一次視察讓事情發生了變化，他看到了長勢良好的莊稼，這麼好的長勢能說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嗎？他認為，這是「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放出的風聲。他要求鄧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運動進度。但鄧子恢一番研究的結果是維持原議，這讓毛澤東感到十分不滿。
7月3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做《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語氣嚴肅，態度嚴厲：「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法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最後，他以斬釘截鐵的口吻下了斷語：「理論家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8月26日，毛澤東明確要求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由中央直接管，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被尷尬地放到了一邊。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澤東對「小腳女人」的批判，促使農業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顧實際條件是否成熟，加快了並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國65%的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則達到了90%以上。
不過，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場景。自然條件的嚴酷讓那裡的人們必須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依靠集體力量。
當溫州永嘉縣幹部戴潔天在燎原社實踐包產到戶的時候，大寨和幾個村莊合辦了新勝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陳永貴為社長。對於社員的積極性，陳永貴的辦法是幹部帶頭。他的名言是「幹部幹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隨著公社越並越大，有些農村幹部滋長了一些不良習慣，比如不願意再深入田間地頭，養的閑人也多了。有人說，「過去是一人坐轎四人抬，現在是一伙人坐轎一伙人抬」。「好好勞動七八分，游遊逛逛十來分，坐在家裡瞎指揮，秋收時節地沒耕，男女老少一肚氣，埋怨幹部不上地。」
陳永貴為大寨幹部參加勞動制訂了一個「三不準」：沒有特別重大的事情，一般不準佔用勞動時間；不準幹部佔用勞動時間在辦公室里辦公；不準從地里叫走社員談話。幹部在晚上開碰頭會，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結果在第二天一早邊吃飯、邊開會宣布，不佔用勞動時間；如果臨時有事，就在勞動間隙找社員談事，又稱「地頭會」。
陳永貴本人一直帶頭勞動，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順手搬石頭回村，好用來蓋房子。到縣裡開會，他會把村裡生產的粉條拿到縣裡去賣，回去的時候再捎帶著給村裡買些生產生活資料回去。即使日後成為國務院副總理，每次回到大寨，他還是參加勞動。對於他來說，勞動已經成為深植骨髓的生活方式。
此時，陳永貴並沒意識到一種激情正在中國大地上醞釀，甚至這種激情可以在歐洲、亞洲的許多地方找到共鳴。無論這種激情是否理性而客觀，它只是一部分人在某個時期關於夢想的實踐，只是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
1957年11月6日，在紀念俄國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赫魯曉夫宣布，15年後蘇聯將在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上超過美國。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被這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