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時戴潔天的心境和舉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潔天調到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時的戴潔天，雖然因為落實政策而喜悅不已。但久不接觸書報的他，卻隨著對時局的了解，又開始擔心起來。
1979年3月15日，戴潔天看到了《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上面還附了「編者按」，「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
這一篇文章讓全中國的許多人憂心忡忡，一些已經開展包產到戶的地方又縮了回去，人們在觀望。作為積極推動包產到戶的安徽，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亂，省委書記萬里表示，「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他還指示有關人員寫了一篇《正確看待聯繫產量的責任制》的來信。在安徽省委的力爭下，3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這篇文章，同時附了「編者按」，說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夠準確。風波暫時平息。
一年之後，萬里調至中央，分管農業。在當時中央領導的支持下，尤其是包產到戶已初見成效，經過反覆討論，中共中央通過了一個75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文件沒有糾纏於包產到戶是「社」還是「資」，只是大談「包」字訣的妙處：「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方，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穿衣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包干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
當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就叫《陽關道和獨木橋》，闡述包產到戶精神。戴潔天和許多地方的農民一樣，終於鬆了一口氣。
就在其他地方還在爭論「陽關道」和「獨木橋」的時候，溫州的農民早已把包產到戶又「拾」了起來，正是「似曾相識燕歸來」。當溫州的農民開始包產到戶的時候，他們不僅把它應用於農業生產，還放到了工業、服務業，一系列勞動密集、生產生活必需品、產量較大的小商品工廠應運而生，並迅速發展。
新的時代給了戴潔天觀察和思考的新空間，眼前發生的急劇變革讓他的思想發生了飛躍，他看到，包產到戶的意義不僅僅在農業領域，事實上，它釋放出的是市場經濟的種子。他在思考為什麼溫州就能那麼快地將包產到戶貫徹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像當年在農村搞調查一樣，戴潔天又下鄉去了，從農民、供銷員到個體戶、專業戶，他再次走訪了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經過長久的思考和調研，戴潔天認為溫州成功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包產到戶搞得早，為什麼呢？其實，戴潔天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包產到戶從來沒有真正在溫州絕跡，只不過從公開轉為秘密進行。特別是在「文革」期間，溫州基層農村有一段時間處於癱瘓狀態，於是包產到戶又悄悄地展開了。雖然從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溫州一直都在糾正包產到戶，但就是「糾正」不了，常常明「糾」暗「包」。有的幹部乾脆說，哎呀，糾正包產到戶好像水上按浮瓜，這邊按下去，那邊又冒出來。有的群眾也這樣說，想糾正包產到戶，除非是甌江的水倒流，不可能的。
多年之後，戴潔天回首往事，並沒有沉浸在對艱難歲月的回憶中自傷自憐，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產到戶資料，細細回望那些激揚歲月的堅持與奮鬥，反思原因和問題。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將燎原社的試驗定性為「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來，「1956年的高級化，基本上是以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模式與餘糧收集制（統購統銷）為『催生劑』的產物。這樣一來，農業經濟受到嚴重挫折。農民失去了土地經營權與勞動自主權，由於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業積累統統被挖走，農業沒有自我發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經濟轉化，糧食產量停滯不前，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下降，收入減少，購買力衰退，國內市場萎縮，整個國民經濟處於停滯狀態。」
戴潔天認為過去都認為包產到戶解決的是農業問題，是農民吃飯、生產的問題，其實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產到戶打碎了束縛農民幾千年的鎖鏈。包產到戶以後，耕種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勞動力，多出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力總不能浪費，於是剩餘勞動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潔天的話說：「這些能人啊，有辦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但是，能人的路也並非一帆風順。改革開放後，溫州一批最早的市場弄潮兒第一次遭遇寒流，他們是「八大王」。
「八大王」是溫州柳市鎮八位從事不同行業的個體戶，主要是「礦燈大王」程步青、「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線圈大王」鄭祥清、「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舊貨大王」王邁仟、「膠木大王」陳銀松。
由於認識的局限，溫州「八大王」先後因「投機倒把」罪被逮捕入獄。
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感到了一種低沉的氛圍，他說：「現在放得還不夠，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
1983年8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的代表進行座談，他鼓勵大家說，「從事個體勞動是光彩的，凡是為國家和人民作出了貢獻的勞動者，都是光彩的」。這樣的評價，引發了整個社會的思想震動。「八大王」的命運由此逆轉。
「八大王」，作為1978年之後溫州最早的民間商人，也是溫州乃至全國第一批嘗到「市場」甜頭的人，他們的命運與一位叫袁芳烈的人緊密相關。正是袁芳烈下令逮捕「八大王」，又在日後積極為「八大王」平反。
1984年，蕭條的經濟讓溫州市市委書記袁芳烈看到了問題，他明確提出：
「『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抓錯了，這實際不是犯罪，他們是有功的，由於我們界限不清，思想不解放，把他們當犯罪分子抓了，這是個非常大的損失。我說我們共產黨員光明磊落，錯了就錯了，錯了我們就改。」
當時，溫州市委已決定對「八大王」平反。但袁芳烈認為平反是平了，但僅僅由法院寄個通知，影響太小。
1984年，袁芳烈代表溫州市委、市政府為「八大王」平反。袁芳烈宣布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是發展商品經濟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八大王」無罪釋放，得以平反。
後來袁芳烈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位置上離休後到溫州，專門安排了3個小時會見「八大王」。他說：「十幾年前他們是轟動全國的『八大王』，是我親筆批文抓的，後來也是我親自為他們平反的，他們給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課。」
平反成為一個信號，溫州經濟發展跨過第一道鴻溝，開始有了新的天地。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入，溫州政府的管理職能才逐漸從計畫經濟下的「無所不包」，轉變為「有所為有所不為」，對此，有些專家認為這是高明的「無為而治」。
1997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取消了「投機倒把罪」這一界定不清、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溫州人敢為人先、不斷進取的創業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擺脫了意識形態的羈絆，溫州人此後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
橋頭鎮比它所屬的永嘉縣更為出名。讓這個小鎮聲名遠播的，是一種小得幾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紐扣。
快速變遷的30年，讓剛剛過去的時光迅速地成為歷史。今天的紐扣交易已經登堂入室，那些變得冷清的街道，曾經就是農民們自發經營起來的大名鼎鼎的「橋頭紐扣市場」。
即便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個體經濟也還是一個禁區。但是，春天擋不住地到來了。1979年開始，從「紐扣一條街」，到橋頭紐扣市場，這裡成了「中國紐扣之都」。80年代中後期，橋頭鎮每天都要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客商，中國有90%的衣服上都縫著來自橋頭鎮的紐扣。新華社的《半月談》將這個因紐扣市場而蜚聲中外的小鎮稱為「東方的布魯塞爾」。
橋頭鎮讓戴潔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橋頭鎮原來是很貧困的地方，人均只有兩分多土地，但是很長時間裡非要「以糧為綱」，勞力歸田。解放前，橋頭鎮的人們已從事做麵條、做缸等手工業生產，後來把農民的生產力和創造力完全束縛於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