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被派往廣西參與扶貧工作開始，近十年的時間，康曉光主持了十多個研究課題，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轉型時期的公共政策問題。尤其在「收入差距」「資源與環境」「國家與社會關係」一系列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驕人。
康曉光的一系列研究差不多都是圍繞著中國貧困與反貧困問題展開，他實際上在為消除社會的「不平等」而做長期的努力。有人這樣說，正是因為康曉光多年來不辭勞累深入基層，反映社會底層的呼聲，正是因為他一如繼往孜孜不倦地分析弱勢群體形成的深刻原因，才引起了全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在2002年召開的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弱勢群體成為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朱基總理在會上將農民收入增加不快形容為他「最頭痛的問題」，表達了他對弱勢群體的憂慮和加大關注扶助的決心。朱基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勢群體」這個新名詞，強調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就業援助。
據資料顯示，包括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殘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早年退休人員的中國弱勢群體約11800萬人，佔全國城鎮人口的30%，佔全國人口的9.3%。造成弱勢群體存在的主要原因一般來說有這樣幾個方面：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競爭作用導致人員下崗失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實行多種分配方式造成的兩極分化；農村人口過多，農村經濟落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這些年來，康曉光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個省，尤其對貧困地區的生活狀況痛心疾首。這就是他為什麼一直堅持不懈地支持中國反貧困行動的重要原因。1999年，康曉光在評論《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研究報告》時動情地說：我相信每一個去過中國貧困地區的人，每一個進入過貧困農戶家中的人，每一個看過貧困地區那些破爛不堪的校舍的人，每一個注視過失學兒童的烏黑的眼睛的人，都不能無動於衷地離開那裡，都無法忘記生活中曾經發生過的那一幕。
康曉光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8，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佔總調查量20%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於42.5%的財富。近幾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遠遠低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在如此之大的國家裡，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基尼係數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他認為收入分配不均是形成中國弱勢群體最直接的原因，而造成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異乎尋常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
康曉光看到，中國改革有兩個時間段，前十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社會成員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處，而到後十年，一個基本特徵是，精英群體獲取了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收益。中國精英群體包括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經濟精英。中國在20世紀的90年代中後期已經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調整，政府對新的精英集團採取的策略是允許、鼓勵他們在許可的範圍內獲得其利益，正是因為執政者及時地完成政策調整，才有了90年代持續的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但另一方面，腐敗、金融風險、社會不公等一系列問題也孕育著破壞穩定的力量。但讓康曉光這些有心人不安的是，2002年中國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的現象並不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
有許多人對康曉光的這種焦慮並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中國現階段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樣分配蛋糕」。康曉光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是嚴重錯誤的。對於眼下的中國來說，「公平」與「效率」是相輔相成的系統，而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改善收入分配狀態，不但不損害經濟效率，相反還會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一任不平等繼續惡化則必將摧毀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
康曉光看到，其實在當前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來投資疲軟的情況下，擴大國內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國內需求的狀況不令人樂觀，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關於收入分配方式，「二次收入分配理論」認為，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決定了社會財富的最終分配狀態。但是康曉光指出，在中國必須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論」來透視收入分配。
康曉光分析的「四次收入分配」的結果令人憂心：
市場主持第一次分配，它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社會財富被以工資、利潤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給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與世界各國一樣，中國的第一次分配也導致不平等。
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它應該按照「公平原則」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進行「再分配」，以校正前次分配「失誤」。但是，中國政府實施的再分配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徵，那就是「錦上添花」。也就是說，受到市場優待的人進一步受到政府的優待，從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體恰恰是高收入群體。
第三次分配是非營利組織通過募集自願捐贈和資助活動實施的。這次分配依據的是「道德原則」。目前，在中國，第三次分配的確發揮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已是「微不足道」了。
第四次分配被稱為「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主要是通過各種犯罪活動，如盜竊、搶劫、偷稅漏稅、貪污和受賄等等獲得的分配。在中國，錢權交易、偷稅漏稅、買官賣官則是第四次分配的主要形式。
康曉光指出，在法治並不健全的轉軌社會裡，第四次分配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公眾對第四次收入分配的痛恨已經到了咬牙切齒的地步。因此康曉光呼籲，政府必須嚴厲打擊「第四次分配」「反腐敗」也是「硬道理」。
要消除貧困，解決分配上的不公平，康曉光認為，近期對策是通過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增加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來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打破人口流動壁壘，「解放中國人民的腳」；政府必須儘快停止「錦上添花」式的再分配政策，關心弱勢群體，把扶持貧困人口、貧困地區和農村發展放在第一位，保證「雪中送炭」。這些都是控制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最有效的途徑。
同時康曉光看到，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精英群體獲得好處太多，承擔責任卻太少。如果從不平等程度上作比較，中國不一定比發達國家嚴重，但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中國精英群體的社會責任感要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國的精英們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價值和理念。比爾·蓋茨聲言死後只給每個子女留100萬美元，而絕大部分資產留給社會。中國的精英能不能做到的確是個問號。康曉光認識到，一種良性的文化和價值的形成絕不是10年20年就可以實現，需要長期的過程，需要社會成員之間的不斷磨合、公眾不斷的壓力、精英群體不斷的反思來實現。但他堅信一點，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裡，精英必須承擔責任，而大眾必須擁有權利。
對中國弱勢群體的困境，中國領導人表現出前所未見的關注。除朱基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強調扶助弱勢群體外，江澤民也在2002年9月的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議上承認失業問題嚴峻，並把擴大就業和促進再就業「定調」為「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康曉光看到，儘管目前城鄉兩極化的趨勢有其結構性的原因，目前還不能一下子從根本解決，中國新老兩屆領導人，打擊富人漏稅、關懷窮人生活等手段或姿態，已起到很好的社會效應。他堅信中國新領導層今後會更高調地突出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使中國社會得到更健康的發展。為此，在中國反貧困行動中默默奮鬥了近十年的康曉光感到無比欣慰和充實。
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寫道：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顆礦砂惟有對西西弗斯才形成一個世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
這是對康曉光行動的最好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