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秋天的某一個黃昏，遠離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青年學者康曉光，在廣西馬山縣的一條山路上彳亍前行，夕陽把他單薄的身影投在紅水河的波光里。在大山無言的環抱中，他步履維艱，但目光堅定。他的每個動作都讓人想起西方作品中的西西弗斯。
而此時，在廣西自治區的首府南寧市，著名出版家張武正對一本散發著油墨清香的圖書樣本——《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的理論》作最後的檢查。
幾個月前就是張武把這本極具研究價值和反思意義的書稿約到手的，現在終於付梓印行。他料定這本別樣的書將引起世界對中國貧困問題的關注。他的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然後他一次又一次拔打電話，要把圖書出版的喜訊告訴它的作者——康曉光。
把康曉光比成西西弗斯是恰如其分的。這位出生於瀋陽的東北漢子1981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與數學系，一年後又考入大連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1986年畢業後在瀋陽農業大學農學系任教。1990年他考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生態學碩士學位。1994年1月他進入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工作，8個月後被派往廣西掛職扶貧，先後任馬山縣副縣長和自治區山區開發中心副主任，開始了他漫長的中國反貧困之路。
馬山縣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部的大明山北麓和紅水河中段南岸，東與忻城縣、上林縣接壤，西靠平果縣、南臨武鳴縣，北與都安瑤族自治縣隔紅水河相望。全縣設15個鄉鎮，共171個村，總人口49.25萬人，是一個多民族的縣份，也是全自治區有名的山區縣之一。境內，除流經縣北的紅水河外，僅有些細小的河流，每逢下雨，雨水便從地下流走，旱澇災害頻繁，屬於中國最貧困縣之一。
自1978年中國實現改革開放後，社會經濟逐漸走上快車道。但由於歷史、自然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存在著大量的貧困人口。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的絕對貧困人口農村就佔8000萬，而國家統計局利用1993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調查資料進行的測算表明，我國城鎮約有370萬戶、1200萬人處於相對貧困狀態。
如何減少甚至消除龐大的貧困人口，如何縮短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政府面臨的一大難題。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把消除貧困人口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進行攻關。年富力強的康曉光成了反貧困戰略中沖在最前面的人。
康曉光一來到馬山便馬不停蹄地下鄉走訪調查，了解民情，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1995年初，他寫成《90年代我國的貧困與反貧困問題分析》，發表在《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上，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這可算是康曉光反貧困戰略的第一炮。
在康曉光看來，反貧困行動其實是對人的一種投資。貧困人口之所以貧困，根源於不利的生存背景，根源於缺乏教育和訓練，根源於營養不良和缺醫少葯。從這個意義上說，貧困的根源正是貧困的條件。通過解剖今天的低素質、低競爭能力和低收入的惡性循環，將提高貧困人口的生產技能和人力資本存量，從而提高他們明天的工作效率。他認為，像所有的投資一樣，人力投資也要求犧牲眼前的資源利益以增加未來的生產能力。那種認為為社會貧困人口提供社會服務是對社會生產資源的單純消費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他在調查中發現，由於我國反貧困資金的主要供給者是中央政府，個人和民間組織在反貧困行動中發揮的作用極小，中央政府提供的貼息貸款和財政撥款是反貧困資金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康曉光發現，由於財政支出格局是各個社會階層、各個地區的政治、經濟實力衝突、較量的結果，絕對貧困階層恰恰是談判能力最弱的社會階層，因此，他們所得到的份額，即反貧困資金在財政支出中所佔的比例往往很低。
他掌握到這樣的一組數字：1986～1993年，全國每年投入貧困地區的扶貧資金，包括貼息貸款、財政撥款、中央各職能部門的扶貧資金估計約100億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億元扶貧資金，78％為貼息貸款，22％為財政撥款。也就是說，1986-1993，8年間，中央財政每年直接的扶貧支出僅有10億元。1992年，我國財政支出4390億元，其中企業虧損補貼455億元，價格補貼322億元，共計767億元。可以說，2億多城市人口是這767億元財政支出的受益者，廣大農村人口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是無緣受用的。
這樣就造成一種「不公正」：不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資補貼多，不僅吃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補貼多，而且有錢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錢，沒有錢看病的人看病卻多花錢；有儲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養老金，沒有儲蓄能力的人卻要自己養老；有錢讀書的人免費上學，沒錢讀書的人自費上學……他強調，這種狀況如不能得到儘快改善，「反貧困」無疑將成為一種最大的社會諷刺！
康曉光認為國家不應該無視城市絕對貧困人口的存在。如果政府決心在20世紀末消除我國的絕對貧困問題，那麼就應該給予上千萬的城市絕對貧困人口以極大的關注。他了解到，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隨著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在加大，加上城市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我國的城市貧困人口在不斷增加，城市貧困問題日益突出。他總結現在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的城市貧困人口主要由7個社會群體組成：
一是城市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沉澱於社會的職工，主要是倒閉的城市集體所有制企業自謀職業的職工，國有破產或瀕臨破產企業的無再就業能力的職工，以及上述兩類人員的家屬；二是競爭能力較差，在勞動力市場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開除、辭退、解聘或辭職，以及難以被錄用的待業青年等；三是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由富裕階層淪為貧困者，如經營破產的個體戶；四是勞教、勞改後回城人員，犯罪人員的親屬，以及因賭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無著的人；五是偶發因素所造成的貧困者，如車禍、地震災害以及疾病等導致殘疾從而失去勞動能力和收入來源的人；六是對物價上漲缺乏抗禦能力的低收入者，他們長期以來收入低、負擔重、無積蓄，物價上漲極易使這些原本處於貧困邊緣的職工，因難以承受通貨膨脹的重壓而淪入貧困狀態；七是流入城市打工、當保姆，但又務工不著或被辭退失去收入來源，生活極端困難的農民，他們是目前和將來最大的城市貧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納入保障網路之中，也未成為任何一項反貧困計畫的對象。
在他看來，如果忽視城市貧困人口的龐大隊伍，那麼反貧困計畫肯定是不徹底的。
面對反貧困行動出現的種種問題，他提出實行反貧困制度創新。要做到制度創新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第一個方面是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因為貧困地區往往在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遠遠落後於發達地區，而且這種差距並不比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來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主要戰略之一。社會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農民合作的組織；大力發展非國有加工業企業，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經濟；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活動程序，削減冗員，改變政府部門作為地區「就業機器」的狀況。
第二個方面就是反貧困行動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為我國的反貧困行動或扶貧工作最大問題是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貧效益不大，不僅需要擴大和改革現有的扶貧組織機構，還要對現有扶貧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進和設計工作，同時要提高各級扶貧機構工作人員素質。
康曉光在馬山縣幾乎跑遍了所有的鄉村，走訪了幾萬戶貧困家庭，所獲資料十分珍貴。他把他的調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萬字的著作《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的理論》，後來成為中國反貧困工作的指導用書。該著作還獲得1995年「桂花工程獎」和桂版優秀圖書一等獎。他在反貧困第一線的工作也得到了國家的認可，1996年，他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
1995年底，康曉光離開了廣西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貧困工作還在繼續。人們看到他後來的每一項研究都是涉入中國最現實的問題，都與中國改革進程息息相關。有人說他是在「啃中國最難啃的骨頭」。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樣，儘管困難重重，仍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勇氣，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繆《西西弗斯神話》最後部分這樣寫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負。而西西弗斯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並且搬掉石頭。他認為自己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