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
有學者指出貧困的三個特徵：「一是經濟上的不平等，二是經濟上的依賴性，三是經濟上的不充分；其中不充分是由於不平等，可導致依賴性，難以確定其界限，一般以經濟收入為標準，並以假設的標準以及生理心理與社會狀況作為確定界限的依據。貧困人群經濟上的依賴性對一個社會來說是一個極為嚴重的經濟負擔，這是貧困問題最直接最主要的後果，任何一個社會均視為之負擔，對一個經濟不太發達的社會來說，更是如此。」
第一，一部分人群陷於貧困狀態而沒有正常的發展能力和發展機會而陷入貧困之中，這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一方面，說明社會中還蘊含著某種缺陷，更重要的是，造成社會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形成社會的不協調格局。依照經典的「貧困文化理論」，陷入貧困狀態的人群受制於一種與其生存境況和制度特性相關的惡性循環，因此很難以純粹經濟的手段來幫助他們解脫貧困。從中國現階段的貧困人群看，焦點是，還存在一種貧困製造機器，在這部機器的作用下，貧困人群的發展能力與發展機會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發展能力的低下是由於他們沒有獲得某種助長這種能力的機會，如接受教育、維持健康的生活環境等，而這種機會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沒有能力把握某種機會，如對接受教育的機會沒有最基本的追求意識，或被所謂「貧困文化」的觀念和行為模式所束縛而不能創造機會或把握機會，如許多地區的貧困人群對外出流動到其他地區尋求新的工作機會沒有積極性，也不對相關的信息資源感興趣。所以，有學者認為，「一種明顯不同於城市主流文化的文化（或者可以直接叫做『貧困文化』）正在出現」。這是美國學者劉易新的「貧困文化理論」在中國的現實運用。
第二，貧困人群的存在是社會關係緊張的重大根源之一，陷入貧困的人群是被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的群體，因其貧困，他們在教育、居住、消費、就業等方面得不到與社會其他人群一樣的機會，還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機制和其他救濟制度給他們以完全有效的輔助之前，他們就是社會中「淪入苦海」的一群，他們接受不了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也接受不了社會通行的行為準則。「貧窮乃源於所得分配或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此一經濟上的不平等產生不同經濟類屬間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迥異的各類社會態度取向。各類屬間在遊樂形式或家庭修養、成就期望、職業目標上都有顯著的不同，同時對自己和社會中競爭奮發向上的心態也有差異。」有學者直截了當地認為，下層階級就是一個「去階級化」的階級；在生產體系中沒有佔據特定的階級位置，成為某種結構性因素的被規定物。至於這部分人的社會聯繫狀況，格斯在1993年就指出，下層階級的社會隔離不是絕對的，和親屬的聯繫依然是下層階級形成「社區」的主要形式。不過，他們的嚴重偏差行為（吸毒或犯罪）仍可能導致社會聯繫完全喪夫。在從事各種形式的越軌或犯罪活動的人中，以貧困為主要的或直接的原因的比例開始上升，就是一個明證。在貧困地區，各種與社會現行秩序相對立的邪教和黑勢力往往暢行無阻，反映了陷入貧困的人群無力或無心與之進行對抗的現實。「貧困與不良行為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社會調查和研究表明，貧困極易誘發諸多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高發的群體通常是貧困群體。經濟上的貧困因素導致人的行為與思想偏離社會主流，無疑是造成諸多問題的直接原因。」
第三，反貧困是對社會和政府能力的考驗，影響到人們的社會信心。「貧困人口是反貧困行動的直接受益者，非貧困人口也可以從反貧困行動中獲益。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可以從反貧困行動中、從貧困的緩解乃至消除中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公正的、充滿正義和溫暖的社會裡，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每個人還可以從經濟的繁榮中獲得更多的、更好的福利。這一切都是反貧困給社會帶來的經濟的正效益。」這可以從反面來理解貧困對社會帶來的負面效益，是貧困之所以成為社會問題的重要依據。這種背景下可以理解，在許多社會裡，政府要向公眾宣示其合法性和為公眾謀利益的途徑，就是向貧困宣戰。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美國政府這樣做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也向全世界宣布了龐大的扶貧攻堅計畫。這一計畫可以說是迄今人類歷史上向貧困宣戰的最龐大計畫。中國政府將貧困（地區或人群）的存在視為整個社會發展中強烈的不和諧因素，把扶貧視為宣示政府具有強大控制能力的主要領域之一，也是獲取公眾支持的信心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