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被稱為中國社會學界「四大金剛」之一，對於這個說法他從不作評說。但他心裡知道，如果說自己真如「金剛」一般，那麼他希望整個社會學界「金剛」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氣」向別人陳述自己的治學和做人態度。他認為，作為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必須具備紮實的理論功底，在學理的層面上對大量的資料進行科學的、綜合的分析，進而提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對推動社會進步「有效」的建設性意見，在基本的理論框架內「有勇氣」進行創新。這段話可視為他對社會學家責任心的理解。
陸建華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國社會的前景》，研究了中國社會在改變進程中出現的不和諧，並開宗明義地發出政策創新的呼籲，引起中國高層的重視。
在變革時期的中國社會，公共政策的選擇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過程，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發展不但在結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會代價，而且這種社會代價被有意無意地認為是必然的，如工業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三資」企業中勞動權益的保護導致短期內投資環境的惡化，腐敗現象彌補了市場體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種規範空缺、助長了權錢交易的實現等。
陸建華髮現，中國社會問題的產生及演變的過程，總有十分強大的經濟發展驅動力在起作用，而這些社會問題的出現和嚴重化，總是與某些政策導向有關係。但是人們並沒有對此引起足夠的重視，甚至認為經濟問題最後還是靠經濟來解決。陸建華稱這是一種典型的理想思維模式。因為那些社會問題並不是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而是在經濟社會變動過程中出現的，是由於社會結構關係與社會運行機制出現不和諧才會導致的。而陸建華看到，相關領域的政策選擇在結果上既沒有預防這些現象的產生，也沒有有效地控制住這些現象及其變種的蔓延。
陸建華想到他在重慶任職時看到的一個現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個從北京來的朋友遊覽重慶的夜景。他們來到了豪華氣派的解放碑廣場，高大的建築、彩色的地磚、眩目的霓虹燈，一切都是那麼的考究。離廣場不遠處是一個新開的啤酒城，美女如雲，人頭攢動，一片喧鬧。然而就在廣場的邊上，一群拿著木棍繩子的「棒棒軍」滿臉愁容，用一種迷惘的眼神打量著行人，期待生意。這種對比強烈的畫面一直印在陸建華的腦海里。他當時對同行的朋友發出這樣的感慨：「你看到了吧，這就是重慶，反差極大。咱們走出不到50米，這兒的房子已經是破破爛爛了，這兒的人所關心的問題和裡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個現代化的超豪華的解放碑廣場，然後說21世紀看重慶！追求轟動效應很容易，可這能解決什麼問題呢？一個國家即便可以宣布實現現代化，但不等於所有的地方都實現了現代化。我所在的區也是一樣，迫切需要發展。小平南巡之後，我們區頂著壓力修了一條路，現在沒人說這條路不好。人們急切地希望通過大開放大開發來提氣，規劃都很壯觀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夠，關鍵是路後面有沒有可以支撐它繼續發展的體系和結構。重慶也是這樣，修一個解放碑廣場，真是很氣派，但是整個經濟沒有活力，這個東西就是虛的，發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氣就沒有了。」
也是在重慶，陸建華去看過一個縣，有一個2000萬元的項目，可因為產品與市場不對路，項目剛建好就宣布廢棄了。後來一個港商看中了那塊地，就把機器當廢品似的拆掉賣掉，一點價值也沒有。2000萬元就這麼打水漂了，誰也沒有負這筆錢的責任。當時陸建華想，如果一個企業家對市場預測不準，他的代價是他的企業資產；而政府官員做錯了，他個人又會付出什麼代價呢？
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過程中的缺陷，是經濟變革過程中公共政策運作所呈現的不和諧。
陸建華在「央視論壇」節目中對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僱員的做法很是推崇：「以僱員的身份進到了政府裡面，會對其他3000個公務員造成多大的衝擊力。這些公務員對自己的職權、職能和自己的職業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邊有掌握了高技術、高知識的這種人才，拿著這樣的高薪工作，就會激活這片水，就讓大家知道事實上關於人才的特長、興趣和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由於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帶來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政府如果沒有一個相應的政策來應對，那是很危險的。陸建華有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實：是苦是甜？》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他說，城市化，可以從很多方面來理解其含義。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斷擴大，在地域上不斷擴大，在人口規模上不斷擴大。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更內在的問題是，這種擴大會在兩個重要方面與我們的農村發生關係，這首先伴生出來的是許多物理上的變化，而物理上的變化總是會牽帶出經濟社會文化後果的。城市化的關鍵是，這種牽帶是不是順其自然，是不是平滑，是不是如意。
城市要發展就要佔據原來屬於農村的土地；如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之間漂亮而齊整的公路，就是城市伸向農村的手。農地被鋪上了水泥，這本身說不上是進步還是倒退，但城市向農村的侵襲，帶給農村的是什麼？那就有講究了。目前情況看，許多城市在土地上的擴張，或是依照市場的力量或是依照行政的力量，牽帶出產業結構的調整，一些傳統的農業被現代加工業、製造業和服務業所取代。
城市擴大的另一個物理變化是人口的增加。他掌握的資料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均以找工作為主要目的，而城市本身在職業崗位的總量和結構上均有很大的問題，弄得進城農民每每難以如願。城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不斷在擠出一些人，農民要想湧入進去，談何容易。
陸建華曾經說過：「務必不要忘記，我們的國民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現代國民。」他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市，從農民進城到找到工作所花費的時間越來越長。在無業情況下呆的時間越長，就越容易產生焦慮，產生無望之感。接下來的問題就帶有很大的衝突了。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幾年下來，被捕獲的犯罪者中，來自農村的佔據了60％以上。這好像應了19世紀一些西方社會學家的說法：城市成了罪犯的「製造機器」。這只是嚴重後果之一。交通擁擠、環境衛生水平下降等，也在逐步加重一些城市的頭疼病。更加難辦的是，城市中城市人與農村人之間在認知上、行為上和感情上顯現出巨大的隔膜。農民要是不進城，這樣的隔膜還無從有機會顯露出來。這樣的文化後果，被幾乎所有的城市人和農村人意識到了，但是，還沒有什麼招數來消解它。
陸建華在對社會問題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作考察後認識到，與其說某一項政策選擇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問題的出現或嚴重化，不如說某一項政策因為缺乏基本的配套政策或面臨著作用力相反的政策而製造了或激化了社會問題。這是政策體系的失敗。他預警，被社會問題所困擾的中國社會，如果沒有更進一步的政策創新以及同步的制度創新，那麼新的發展機會將會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