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與媒體有很好的緣分，他曾做過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的主持人、北京電視二台「讀書」節目的主持人，現在又被中央電視台「央視論壇」聘為評論員，而在香港鳳凰衛視的「時事開講」節目中，陸建華的厚重的學術功力、直率的性格和從容的姿態，頗得港島各階層人士的好感，人們認為他是大陸理論研究最具新意的「政情評論員」。
在解答鳳凰衛視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關依法治國的問題時，他坦言道，大陸有的人，特別是一些比較教條和經驗主義的人常常提出這樣的問題：到底是法大還是黨大？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問題，不應該這麼提。依法治國的概念告訴我們，執政黨也要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行使權力、執政。但在很多相關的制度或者法規出現與現有法律相衝突的情況下，到底怎麼決定？他認為作為一級組織的決策也必須符合現有的法律，但這是有一個磨合的過程。
關於黨的組織改造問題，他認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現在執政方式如果不改，很多執政的目標和宗旨是實現不了的。
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人員，他一邊在書齋中構建學術研究的理論分析框架，一邊參與到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當中，從實踐中提煉社會學的研究課題。他似乎對各種生存方式都懷有好奇心，有人問他忙什麼，他說，你看見一隻沒頭的蒼蠅，它整天飛來飛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隻蒼蠅，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恆定感——就是說，它應該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麼？」他心裡有數，所有的忙忙碌碌，「從另一個角度說，都是在豐富自己的人生，包括豐富自己的研究經歷」。
他不但關注重大政情問題，對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比如價格聽證問題、身心健康問題、農民就業、勞動保障問題等。在他看來，這些都應是中國社會學家無法迴避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對陸建華來說很具啟發意義，即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那些經濟學家，而其社會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則歸功於社會學家。在他看來，正是社會學家在不斷地研究社會關係結構和運行機制中的種種問題、矛盾和衝突，並及時、完整地將其展示在公眾面前，才使社會問題的解決成為公共政策議題。作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陸建華正是為此而嘔心瀝血。
2002年，陸建華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採訪，記者告訴他說一個地方16歲的女孩子在生產線上被活活累死。記者當時就暗示他，是不是應該啟發這些弱勢群體保護自己。一向平和，不露聲色的陸建華突然聲色俱厲地說：「不對！這個只是理論上的推論，現在是政府應該出面保護這些弱勢群體。16歲是剛剛在合法勞動年齡之下，這個企業主應該判刑！」
他以獨特視角觀察人才問題，曾在多個場合強調新世紀需要「超級人才」。他理解的「超級人才」是指具備突出的專業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有一個健全而穩定的基本價值觀。他觀察到，在目前的中國，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來，現在社會上流行的「精英教育」應該儘早丟棄。從以往的人才觀念看，國家只強調人有怎樣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此從小便「集中精力」，捨棄一切興趣愛好來求學，結果發現理工科出來的學生有點「愣」。清華現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藝術甚至美學的修養。這說明社會上意識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丟的。陸建華說過，你可能朝某方面「偏一偏」，突出一點，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級人才」。現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們的遺憾也很多，因此整個社會應儘快普及新的人才觀念，不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方面有所發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們成為一個能以己之長貢獻社會，又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還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須具備一定的財商，「不做聰明的窮光蛋」。在他眼裡，中國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淺的財商，只懂得著眼於眼前利益，打著小計畫小算盤，還沒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國民間財富的積累速度，在海外看來，是很快的，如果中國人的財商更高些，那麼，這種積累會更快、更合理，而代價也會更低。作為目前正在全面建設的小康社會的公民，一定要具備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財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聰明的窮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