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1992年獲中科院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在中國社科院從事社會學研究。1995年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後，他擔任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員，主攻社會發展研究。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個經費獨立、非贏利性的科研與教學組織。該政策中心面向國內外政界和學界，在政治學與政策研究領域承擔研究課題、開展研討、組織實施調研並出版研究成果。
該中心成立兩年時，陸建華參加了社科院組織的39人博士團到重慶直轄市掛職，直接參与重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陸建華就任重慶渝北區副區長。
重慶直轄市於1997年6月18日掛牌，成為中國的第4個直轄市。但新成立的重慶直轄市情況卻比較特殊。它的全市人口3000萬，是北京、上海的兩倍多，其所轄43個縣市區有近一半是國家或省級貧困縣，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43％，下崗工人人數42萬。當時重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不足500美元，僅為北京的1/3，上海的1/4。在這樣一個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超大城市擔任副區長對陸建華來說的確是一個考驗。
儘管陸建華是社會學博士，還被稱為社會學界「四大金剛」之一；儘管他從容而頻繁地在各媒體亮相，學術成果驕人，但直接參与地方管理卻是頭一回。這使他一開始就不像個政府官員。
外界傳說這位大名鼎鼎的學者初上任時有幾件尷尬事：當秘書把文件送給他簽字時，他愣不知把字簽在哪兒；區里市裡開大會，他很從容地往主席台上走，可他不知其中挺有講究的。當他走得快了一點，便就有人拉他一把，示意他別走在區長的前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滋味對他來說是很難受的，有時得裝模作樣，輪到講話時，照著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個小時，此時他會在心裡想，「要是能讓我讀本書多好啊」。
陸建華在渝北區副區長的位置上沒坐多久，被市裡任命為重慶中青年專家考察團的副團長，赴黔江地區考察地區經濟發展思路。
黔江地處大山之內，有5個國家級貧困縣，貧困人口達1000萬，當地民謠「山好水好人也好，只見哥哥不見嫂」表達了黔江的生存狀況。如此貧困的黔江自然是重慶市政府重點扶持的地區之一。
陸建華是帶著一種極大的責任感到黔江的。從重慶到黔江要走16個小時的山路。陸建華來到黔江的一個縣醫院時遇到了一個顱骨骨折的病人。
他看到這家醫院的牆是黑乎乎的，蜘蛛網全屋都是，地面上的廢棄物和痰跡隨處可見，連護理員都沒有。醫院從馬路上找了兩個農民來為病人端屎端尿喂開水。
陸建華皺起了眉頭。可當地人告訴他，這是全縣最好的醫院了。
最好的醫院卻因醫療條件所限，不能為那名顱骨骨折病人動手術。怎麼辦？轉到重慶吧？可轉到重慶需要在路上顛簸16個小時，病人哪裡受得了？
面對此情此景，陸建華提議說，咱們調直升機吧！有人告訴他，想都別想！調直升機得通過上級審批。
陸建華在無奈的現實面前第一次感到才智無存，束手無策，全沒有了在北京時的瀟洒和機智。
他為自己感到沮喪：「我們這種人指手劃腳慣了。但是要真出主意，就要好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沒法操作。到黔江，我們從概念上推導，你們這裡交通太不方便，有東西運不出來，那麼好吧，先修機場。人家說，我們規划了，可這個項目老是批不下來。不是靠近長江嗎？我們又建議用水上飛機，一算，水上飛機從日本進口，一架約1000萬元，投資太大，不現實。那就修鐵路吧，人家說，專家早就來過了，說修通這條鐵路得20年。得，你說我們能幹什麼，我們提的建議人家怎麼操作？他們固然需要新觀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體的東西，需要更多的資金和項目。」
「與黔江人的交往，與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樣，與我以前調查的社會學對象也不同。在這裡，強烈的求富求發展的願望與人們視野上的限制和技術上能力的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兩個星期後，陸建華回到了重慶，主筆寫下了《關於加快黔江地區民族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當地政府官員稱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變」意義的思路，給黔江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強的催化作用。
陸建華在重慶的一年收穫很多，這不僅僅表現在他給重慶做了一些能看得見的實事，比如把一個經濟大國的領事館給拉到了重慶、給開縣引進了一個日本的援助項目、說服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希望集團進入重慶等，更表現在他做的那些「破冰」式的、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工作，他參與重慶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再就業工程，並幫助他們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國寺地區2200畝封閉式再就業工程開發項目建議書」；參與組建重慶產業設計院和重慶產業投資集團的部分計畫籌備工作；幫助重慶市社科院編纂了第一本《社會經濟藍皮書》；策劃實施了第一次重慶市市民環境意識調查。他還就解放思想、加快重慶經濟社會發展、機構改革等問題，在重慶的黨政機關學校和其他單位作了20多場報告，熱烈動人的場面令重慶人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