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少鵬
我們稱道「報人」外交家為新中國外交所做的貢獻，其意並不在於抹煞其他同志的功勞。事實上，許多建部時期進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經過組織的培養和自己的努力，很快也變成了精通外交業務的「秀才」，同樣為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們稱道「報人」外交家為新中國外交所做的貢獻，其意也不是說新聞工作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成為合格的外交幹部。新中國外交界「報人群體」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外交官的素質也非「報人」素質所能全部涵蓋的。新中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系統培養外交人員的機構，外交隊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外交界「報人集團」已圓滿地為自己的歷史存在划上一個光輝的句號。
我們稱道「報人」外交家為新中國外交所做的貢獻，其意更不是說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從未出現過偏差和失誤。在毛澤東主席晚年，「左」傾思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成為他指導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思想，幹了不少與中國國力不相稱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政治混亂。一些「報人」外交家在這一期間執行了某些「左」傾政策，犯了錯誤，其主要責任當然不能歸咎於他們身上。
我們今天研究「報人」外交家為新中國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掘他們身上的優良傳統，為四化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做出我們的貢獻。那麼，我們應當向「報人」外交家們學習什麼呢？
我們要學習他們全心全意獻身中國外交事業的敬業精神。建國之初，百廢待業，懂外語的記者在對外宣傳和國際新聞領域裡得到廣泛的發展機遇。因此，一些過去在新聞界工作的幹部在接到調令赴外交界任職時，確有不願放棄新聞事業而投身新領域的思想顧慮。特別是，新中國的外交是「說理」外交，工作的「主戰場」在辦公桌上，這就使得許多才華橫溢的外交幹部要埋頭「後台」工作，與「聲譽」「名望」絕緣。另外，像章漢夫、喬冠華、龔澎這樣的「秀才」，一生未有機會到海外長駐，人們想像中的優越生活條件和優厚待遇（其實是不存在的）也是他們無從領略的。如果沒有可貴的獻身精神，他們也是不能取得為人所稱道的成就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駐外人員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內外不少公私職位，仍有很大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老一代外交人員的敬業奉獻精神就特別具有現實意義。我們要提倡愛國主義，堅持身體力行，反對口是心非，才能弘揚正氣、清除邪氣，從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無愧於黨和人民的成績來。
我們要學習前輩「報人」外交官對業務工作一絲不苟、舉輕若重的敬業精神。外交場合，「一言可興邦，一言可喪邦」，來不得半點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是做好外交業務的前提。現在常有一些報道，把許多「報人」外交官描繪成斗酒詩百篇、文章倚馬可待的風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懷疑，但所報道的卻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書從疑處翻成悟，筆到窮時方有神」。天下那裡有容易寫的文章，不下大力氣，不一點一滴地積累，富有哲理、切合時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世的。如果讀一讀成幼珠同志的回憶文章，看到喬冠華、陳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時「大聲地想」的情景，就不難想像「為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是經常發生在「報人」外交官群體中的「家常便飯」，令人稱道的成就來之不易。在新的歷史時期，調查研究仍是對外工作的基礎。我們要學習老一代「報人」外交官的優良品質，克服「重交際、重接待、輕調研」的不良傾向，反對空喊口號、憑感想寫文章的歪風，腳踏實地地把調研工作做好。
我們還應當學習老一代「報人」外交官刻苦鑽研外交業務、勇於實踐的創業精神。新中國外交開闢之初，一切幾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並強調「應當在工作中培養鍛煉」。老一代「報人」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驕人的成就，是和他們勇於探索新事物、堅持崗位學習分不開的，這一點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當今的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全球性、區域性「一體化」的趨勢在加強，這給新時期的外交工作既帶來了新的機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戰。學習新知識，探索新問題，創新經驗是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的必要前提，我們必須在實際而不是在口頭上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同時我們也要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說理外交」仍然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風格和基本特徵，一切探索和創新都必須以此為出發點，而不應有悖於此。前一階段，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要求在國際問題上說「不」的本本和小冊子。或許作者們的心情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僅僅會說「不」的風氣卻不值得提倡。無論未來的中國有多麼大的發展，「說理外交」的傳統都不應為「表態外交」所取代，這一點在當前特別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