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眼裡，宮少鵬是中東問題專家。其實自1986年以來，宮少鵬研究領域相當寬泛，除中東問題外，朝鮮半島、東北亞、南亞等地區的熱點問題他多有涉獵。外交學院的同事稱他是「最善於捕捉全球熱點政治的外交通」。但對宮少鵬來說，如此龐雜的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中國的外交戰略研究服務。
事實上，宮少鵬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一直成為中國外交戰略方針的重要信息源。他撰寫的《磨合：中東和平進程中的領袖們》《恐怖主義、全球化與中東——一個來自博弈論的解析》《信息不確定條件下的外交調研——從突發事件和熱點問題的調研說起》，以及與朱立群、周啟朋共同主編的《冷戰後國際關係》等著作中的信息分析，受到外交部的高度重視，其基本觀點多次被外交部門吸收。
宮少鵬得到外交部門採納的第一個建議是一件「小事件」。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外交戰線上有一個提法：外交的任務是為我國四化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當時他剛到外交學院不久，但對國際關係已深有領悟的他總覺得這種提法不夠妥貼。他認為，外交作為一個特殊的領域，是互動型的，即便你想「創造」人家不給你「創造」怎麼辦？主觀意志沒有絕對性，用「創造」一詞顯得不恰當。再說，二戰時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後曾喊出「創造一代人的和平」，成為一個歷史的教訓。因此他在一次外交研討會上向有關部門提出應重新推敲這句話。有關部門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議，把「創造」改為「營造」，更貼近了外交的特點和原則。
靜靜地琢磨問題是宮少鵬在陝西插隊時養成的習慣。插隊時他才17歲，從北京上了悶罐車一路上都能聽到「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宣傳，到了陝西他又聽到「農村最大的危險是資本主義傾向」的口號。當時他插隊的那個小山村十分落後，宗族觀念非常強，哪裡有什麼資本主義的影子。小小年紀的宮少鵬對社會開始產生了懷疑。兩年後他入伍了，看到部隊的宣傳與現實生活又不一樣，他學會了反思。為此他吃了苦頭。那是在林彪叛逃後，社會上有這樣的說法：林彪打倒的人都是好人。宮少鵬根據這樣的邏輯推斷認為，如果林彪打倒的是好人，那麼「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也應該是好人。在那個年代說出這樣的話是可想而知的。宮少鵬為此遭到了批判。
即便遭遇挫折，宮少鵬愛研究問題的習慣並沒有改變。在部隊兩年，他飽讀毛澤東有關戰爭與戰略的書，對戰略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一直保持到現在。有一次宮少鵬到國外參觀學習，在與國外同行交流問題時，大談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引得同行拍案稱奇。他們沒想到一個中國的外交教授談起戰略來如數家珍。
2000年，宮少鵬到韓國參加第七屆海軍聯會。以往出席者在會議發言時總習慣拿出寫好的講稿，把中國的有關政策照本宣科完事，可宮少鵬這次的發言卻著實出人意料，言之有物，生動而實際。當時國際上「中國威脅論」還很猖獗，尤其是西方國家都認為中國發展海軍是擴張的圖謀。宮少鵬利用這個機會向世界詮釋中國發展海軍的目的完全是為了保衛國防的需要。他說，試想，中國改革開放20年，如果我們沿海城市不能得到強有力的保衛，外國投資者到中國來哪裡有安全感？與會的很多外國海軍司令都被他的有理有力的發言所打動。
在中國的外交研究圈中，宮少鵬是最開宗明義主張彈性外交的學者。在他看來，外交學其實也是一種戰略學，雖說外交是有原則的，但現實生活不可能是原則的教條。在堅持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靈活地發揮外交智慧是戰略的需要。為此他一直關注和研究中國對外交往中的戰略問題，適時發出自己的聲音。他稱這是為中國外交「敲邊鼓」。
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對恐怖主義的譴責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是一種原則性的譴責，但當恐怖主義逐漸向中國周邊地區滲透的時候，宮少鵬感到了問題的嚴重。他曾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恐怖主義作為全球的公害，中國對它的譴責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必須提高到實質性的譴責，因為它會危及中國國家安全。當時有不少人認為，恐怖主義對中國並無實質性威脅，中國沒有必要提高聲調來得罪他人，引火燒身。宮少鵬說，你怕得罪人，那就得罪自己人，中國同胞在世界各地求學、工作的不計其數，保衛他們的人身安全同樣是我們的責任，再說中國國內的分裂分子與國外恐怖勢力勾結越來越明目張胆。所以，反恐，中國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宮少鵬的建議得到了絕大數人的贊成。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加大了反恐的力度，現在成為全球反恐隊伍中的重要力量。
宮少鵬平和儒雅，行事低調，業餘除了痴迷文學和古典音樂外，幾乎沒有更特別的愛好。他不打牌，但筆者聽到不少人稱他「牌手」。原來長期關注他的人總結出他外交戰略研究中的一招：出牌。
「主動出擊，化被動為主動」可以說是宮少鵬外交戰略研究的一張常用牌。這正好印證了他常說的一句話：外交就是博弈，你如果覺得被動你會更被動。
2002年11月，朝核問題浮出水面，引起全球關注，中國外交界也處於不安之中，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中國遭遇的「麻煩之水」。因為自「9·11」事件後，一度緊張的中美關係得到了緩和，中國的國際處境大為好轉；而朝鮮是世人皆知的中國的傳統盟友，朝核問題在此時爆發無疑讓奉行韜光養晦政策的中國政府左右為難。
宮少鵬關注朝鮮半島局勢是從10年前開始的。當時美國衛星發回的資料顯示，朝鮮正在準備進行核試驗，儘管朝鮮一再否認，但還是接受了國際原子能機構6次檢查，雙方對檢查的對象和結果意見發生爭議。1993年，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作出對朝鮮核設施進行強制性的「特別檢查」決議，同時，美韓恢複舉行曾於1992年暫停的聯合軍事演習。朝鮮當即以國家安全受威脅為由，宣布退出它於1985年底加入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半島局勢緊張起來。1994年2月下旬，朝鮮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和美國達成協議：朝同意其7個核設施接受檢查，美韓同意停止1994年度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同意與朝舉行第3次高級會談。同年10月，美朝在日內瓦簽署了《美朝核框架協議》。根據協議，朝鮮同意凍結現有的核計畫，同意將來接受對其所有核設施的檢查；美國將負責在2003年底前，為朝鮮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兩座1000兆瓦的輕水反應堆。反應堆建成前，美國將同其他國家向朝鮮提供重油，作為能源補償。
但宮少鵬注意到，近兩年來，朝美間在履行《框架協議》問題上爭論日漸激烈，使人預感到美朝之間將有一番重大較量。果然當美國總統特使、助理國務卿凱利2002年10月初訪問平壤後，朝核危機終於凸顯出來。2003年1月10日朝鮮宣布退出核條約，朝核問題白熱化。
朝鮮宣布退出核條約的時候，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節。1月11日早晨，宮少鵬頂著刺骨的寒風早早來到外交學院的辦公室。他想寫一篇有關朝核問題與中國外交戰略的文章，以抵禦盛行一時的「麻煩之水」的消極論調。
宮少鵬認識到，朝核問題對中國的外交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但也是一次機遇。在他看來，朝核問題是中國眼皮底下的一張牌，如果中國能利用這張牌，主動外交出擊，化解半島危機，那麼世界人民就會把你看成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如果中國把它當成一個包袱，覺得被動，那會更被動，不但不能樹立大國威信，還給人以口實。
宮少鵬傷心地看到，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對中國的意見置若罔聞，影響了中國外交的發言力。而在朝核問題上，該是中國外交大顯身手的時候，因為要解決朝鮮問題，美國怎麼也繞不開中國，它可以沒有俄羅斯，可以沒有日本甚至韓國，但不能沒有中國。
在一次外交工作研討會上，宮少鵬把自己對朝核問題的思考和盤托出，受到與會者的一致好評。後來他在多個場合發表自己的觀點，影響覆蓋到民間。
2003年3月8日，胡錦濤主席上任伊始便派資深外交家錢其琛訪問朝鮮。4月23日，在中國的提議下，中國、朝鮮、美國三方在北京參加兩輪會談，各方全面闡述了在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都表達了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願望和設想，從而使朝鮮半島暫時避開了戰爭的威脅。
為了推動朝核問題早日和平解決，中國又進行連串動作，加大了介入和外交斡旋的力度。7月12日，中國副外長戴秉國帶著胡錦濤主席的親筆信飛往平壤，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等多位朝鮮高官會面，與朝方就朝核問題展開外交斡旋。14日戴秉國作為中國政府特使訪美，先後與美國副總統切尼、國務卿鮑威爾、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以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一群高官會面，在與切尼會談時，還轉交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給布希總統的信。8月27日，在中國的協調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