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一本繼《中國可以說不》後在中美兩國知識界引起震蕩的時評專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在北京悄然問世，該書以鮮明的立場、客觀冷靜的姿態，分析了美國媒體長期以來對中國現實社會進行「妖魔化」歪曲的來龍去脈，其尖銳的思想交鋒所引起的中美衝擊波一直蔓延至今，勢頭不減。美國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在該書出版不久便提醒人們：「《妖魔化中國的背後》趕在今年底問世，呼應『說不』系列……這本書可能成為今年最後一本與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對峙的可圈可點的力作。」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由8位留美或有旅美背景的學者共同完成。李希光便是其中的主要作者和策劃人。為此他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美國傳媒惡意撻伐的焦點人物，還被一些人不懷好意地戴上「民族主義者」的帽子。這顯然與作者李希光的初衷大相徑庭。
李希光曾這樣表述他寫作這部書的初衷：「於私是為消解胸中對美國媒體不公正報道積壓數年的宿怨，於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國的趨向，藉以引起雙方重視，以穩固中美關係。」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凝聚了李希光在美生活和工作時的思考。
1995年，李希光來到美國《華盛頓郵報》做訪問記者。雖然來美國時間不長，但他看到了美國及西方主流媒體極不正常的現象。
這年的夏天，李希光來華盛頓工作剛1個月，《華盛頓郵報》系統的亞洲事務負責人阿麗絲女士邀他到希爾頓飯店吃午飯。
阿麗絲如此熱情款待李希光的原因是想聽聽他1個月來對美國媒體和美國新聞制度的看法。
「你敢接受採訪嗎？」阿麗絲女士問。
「我很高興通過各種機會同美國新聞界同行交流。但問題不是我敢不敢接受美國同行的採訪，而是你們敢不敢刊登我的專訪和我的談話。」李希光說。
「我們倡導的就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沒有什麼我們不敢刊登的東西。」阿麗絲女士態度很堅決。
採訪開始了。李希光對著錄音機侃侃而談。他首先肯定了他的美國同行在新聞採訪和報道中的敬業精神和創新精神。
阿麗絲似乎有些不滿足，她說她想聽聽一個中國記者對美國媒體對華報道的看法。
「妖魔化。」李希光幾乎脫口而出。
阿麗絲臉上露上驚奇和興奮的神情。她認真聽完了李希光的講演式的談話，表示馬上就把這篇專訪整理出來發表，並讓李希光第二天在辦公室等待攝影記者來為他拍照。
然而李希光第二天在辦公室等了一天，也沒有見到攝影記者來找他，阿麗絲的那篇採訪自然也沒了下文。直到李希光回國前夕，在他的歡送宴會上阿麗絲女士才告訴他，美國其實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你在採訪中講的多半是批評美國新聞界的話，而且你講的那些事實又是那樣容易打動讀者，如果他們發表了你的採訪，不等於讓他們自己下不來台嗎？如果他們能夠用事實輕而易舉地把你的妖魔化理論駁倒，他們也許會發表你的專訪，然後緊接著發表駁斥你的文章，把你當成活靶子批判。」
這讓李希光非常氣憤。更讓他氣憤的是，1995年10月的一天，他和另外9位獲「阿爾福萊德新聞獎」的外國記者被邀請聽一堂有關維護新聞自由和保護記者權益的課。在會議室里，委員會主任威廉姆·奧姆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印有世界地圖的該委員會的手冊。李希光捧著這個手冊，在地圖上找中國，卻發現地圖上中國版圖的西藏部分被繪圖者野蠻地挖去，剩下的是一幅殘缺不全、無法辨認的中國地圖。
幾天後，李希光去看望在賓州大學任教的老同學劉康，談到這件事時仍難以釋懷。劉康對美國媒體的妖魔化做法深有同感。交談中，兩人都表達了對處於低谷期的中美關係的憂慮，同時也切身體會到美國新聞媒體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作用。於是他們決定把美國主流傳媒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作為一個選題好好研究。
劉康在美國任教10多年了，當時他正在做有關大眾文化、大眾傳媒的研究，從文化的層面觀察、分析中美關係近期的緊張。李希光的到來增強了他對中美關係研究的信心。
李希光在賓州大學除了與劉康進行交談，還馬不停蹄地先後作了兩次演講。第一次講他考察絲綢之路和尼雅古國的經歷，第二次講他在《華盛頓郵報》親身所見所聞的美國媒體顛倒黑白、無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國的事實。李希光的講演生動活潑，又直率真誠，受到了賓州大學師生的熱烈歡迎。從這兩次講演中，劉康和李希光都看到，美國大學師生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感到民眾對美國媒體對中國妖魔化宣傳的不滿。
這種主流民意與主流媒體的反差刺激了李希光和劉康的陳說慾望。於是他們多次在一起進行深入長談。劉康就他在美國大學留學和任教多年的親身體會，談了他對美國學術界和輿論界的看法；李希光則以一個資深記者的獨特眼光，分析了美國輿論與政治的核心，美國政治與媒體的具體運作形式等等。李希光用筆記本電腦記錄了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
1996年，李希光回到國內，很快把他們在賓州的談話內容整理出來，並以《如何看待美國主流媒體的對華報道——一位旅美記者與留美學者的對話》等題目，在國內一些報刊雜誌上發表，很快引起學界的關注。後來《中華英才》雜誌也刊登了相關報道，並被《報刊文摘》轉載，在百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蕩。
而就在李希光們對美國及西方媒體進行揭露和分析的同時，美國及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行動有增無減——
1995年底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發表了關於中國的年終稿，配發了一幅中國人練太極拳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說明是：「新富起來的中國人露出了窮凶極惡的好戰本性。」
1996年1月7日，美國《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界，要不要怕中國？》的文章。文章斷言說：「中國將在下個世紀成為一個絕不會讓大多數美國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級大國。」文章題頭還配了一幅漫畫，畫面是一雙巨大的筷子挾著幾面美國國旗，好像中國將要瓜分美國。
1996年4月26日，中國、俄羅斯及其它中亞國家的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沒有署名的評論，題目是《中國牌，俄國牌》，大罵江澤民主席和葉利欽的會晤：「上星期在北京，時光似乎倒流了。」評論還用極為惡毒的詞語說：「人們幾乎可以聽到一個新的軸心正在形成。」
1996年7月19日，在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上，美國NBC體育新聞主播人考斯特在中國代表隊入場時別有用心地評說中國「有人權問題、版權問題，以及對台灣的威脅」。他還在奧運會比賽期間多次提及某些中國游泳運動員曾經使用過禁藥，故意損害中國和中國運動員的國際形象，這件事引起中國留美學生的強烈抗議。
由於中美之間摩擦不斷，中國國內民眾的反美情緒高漲，一些關於中美關係的時評圖書走上書架。
這年夏天，劉康回到北京。他與李希光見面後開始策劃《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寫作。
鑒於當時中國圖書市場出現了許多有關中美話題的情緒激昂的時評類圖書，李希光和劉康都覺得如果再有一本中美時評類圖書，應以更客觀更冷靜的姿態來進行寫作。用劉康的話說，就是「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10年前對美國的一片熱烈浪漫，變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噓聲」，「不應煽起太多的激憤，溫度升得太高，誘發新的中美對抗」，以免一些心懷鬼胎者「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確定了議題後，李希光陪著劉康來到峨嵋山，在漫長的旅途中，形成了《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基本框架。後來他們決定邀請曾有美國留學經歷的新華社記者熊蕾、韓松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朱偉一參與寫作。劉康回到美國後又邀請了3位在美國大學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加盟。在1個月不到的時間內，參與寫作的8位學者完成了各自的章節。這年年底《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終於付梓印行，首版4萬冊一月內銷售一空，成為1996年最突出的出版事件之一。
李希光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對西方社會的研究，使他找到了西方「妖魔化」理論的根子，那就是哈佛大學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理論。李希光曾對中國傳媒分析說：「亨廷頓教授把這個妖魔化理論上升到極點，上升到文明的衝突。根據他的理論推理，要取得文明的勝利，只能是妖魔化對方。必須使基督教人民感覺到伊斯蘭教文明或者儒家文明沒有存在的價值，讓對方也感覺自己像妖魔一樣沒有尊嚴，沒有存在的價值。妖魔化就是為了文明的衝突和文明的勝利。妖魔化是一種媒體策略，目標是消滅另外一個文明。這個策略就是通過妖魔化，在意識形態上、媒體上、文化上，使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