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
現在社會有一種玩世界新潮，什麼都是「真好玩」，但仔細一想覺得生活其實不是玩出來的。現代體育比賽要是在原始人的眼裡，肯定覺得可笑。任何一個原始人絕對比現代體育明星穿著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獸追，或餓著肚子追野獸，能跑不快嗎？現在的青年人已經沒有20世紀中國人的尚勇之氣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裡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場上練出來的。整個社會充滿表演氣息，沒有一點自然性。預計未來人的體型將退化回魚型：小頭小胳膊、短腿大肚子。為什麼呢，現代人以車代步，一天坐在辦公室打電腦，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會退化。
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只有靠不停地在面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說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的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痴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麼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繫在一起的，不是與你的名片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做人做事必須踏踏實實。
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你家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麼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麼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麼，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麼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麼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麼，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麼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麼什麼，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著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著「做學問」的感覺。
歷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志氣的，像岳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宋王朝衰敗給中華民族一個大刺激。此後中國文人中再次興起實事求是學風。宋末有「器」和「理」關係的爭論，「器」就是「實事」，理是「是」，爭論的焦點是「理於器中」還是相反。亡國對知識分子刺激大，這麼富裕的一個王朝，硬是被一個馬上民族打敗了。這是宋朝秀才們怎麼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後來，中國學人有了變化，開始講究學以致用。王陽明是明代出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點是學以致用。他是哲學家，他還帶兵打仗，鎮壓寧王反叛。從此以後知識分子都有學以致用、不尚空論的特點。王陽明之後是王船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習兵尚武，這種學風在中國湖南紮下了根，影響到曾國藩、張之洞，乃至後來的毛澤東。這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迭出的時代，而造就這些時代英傑的就是實事求是和學以致用的學風。共產黨剛成立時，陳獨秀在政治問題上玩虛活，不講武裝。毛澤東告誡他，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陳獨秀們不信，一年後「真龍」就來造訪這些革命的「葉公」們。1927年蔣介石向共產黨大開殺戒，血流成河。事後毛澤東上井岡山，並說共產黨要學蔣先生，要抓武裝。
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麼「和平理性」，什麼「世界治理」，什麼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麼「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我們家，而是打到邵雲環那裡了。邵雲環父親回來說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裡說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麼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還以為戰爭是鬧著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的。他們舉戴著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麼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後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後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3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至於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裡著了火，你妻子問你怎麼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於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王朝的崩潰，這種不著邊際的學問對之要負大部分責任。
歷史經驗表明，不務實的學問肯定是僵死的，不講實事求是的國家是不會有前途的。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並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是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
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思想的影響。
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1919年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後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面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這樣說來，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北大學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統一於毛澤東思想的事實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
「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是青年毛澤東辦的自修大學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學風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問題而非主義，但這絕不表明毛澤東沒有主義，只是毛澤東講求從問題中談主義，從中國問題中談共產主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率軍開進井岡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談的就是中國問題，而非普世問題。後來他和王明的鬥爭，都不是關於主義，而是關於問題的鬥爭。經過30年代的失敗，共產黨到了延安後，毛澤東提倡改進學風，要杜絕學術空論，要實事求是。延安整風後，共產黨的學風轉向實學，提倡調查研究，講究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從此開始從30年代的失敗漸入勝利佳境。
未來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