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準備打仗」的知識分子之一。這使他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記張文木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亡國的那種感覺是不能用言語表達的。
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遇北約的野蠻轟炸，兩年後美軍偵察機又在南海上空製造撞機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邊事態法」，李登輝「兩國論」，美國的TMD、NMD計畫，北約繼續東擴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現，已使中國面臨了巨大的安全壓力。張文木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國際環境下敲響人們心中的戰爭警鐘的。
為什麼要有戰爭的準備，因為中國要爭取到自身的發展權。
「發展權」一直在張文木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月，張文木的《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出版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這部著作可稱得上是張文木若干年來有關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大梳理，它從歷史的角度，從政治、經濟、國防等多個層面分析了中國在新世紀面臨的嚴峻形勢，其主旨仍然是有關中國「發展權」的戰略問題。同年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上的一篇題為《中國國家安全哲學》可以說是張文木闡述國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發酵。
張文木的後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國國家安全哲學」的概念，新穎獨到，別開生面。他認為，國家安全的最高目標是保衛國家主權，而保衛國家主權的最高表現則是保衛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由此推理，「國家安全」——不同於「公共安全」——就不應當是一個涉及社會個體安全的概念，而應當是一個只涉及國家及國家主權安危的概念；「國家安全」也不僅僅是國家主權中自保權存在的一種狀態，它更是國民集體要求保衛自身生存和發展安全權利即自保權的合理延伸。
張文木看到，以往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更多地側重於國家的生存安全。在這種認識中，本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安全是相對分離的。而美國人不是這樣，美國人為什麼在世界各地到處插手，因為美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考慮，是從世界的範圍來看問題的；對地緣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關鍵島嶼；對國家經濟、政治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場及能源資源關鍵地區；美國國內問題的解決，更多地也是從國際問題的解決入手的。由此，張文木認為，只要採用市場經濟體制，不管其國體如何，它們必然要從世界的角度考慮其固有的發展權的問題。中國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應當主要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關注，應當從傳統的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安全；中國的發展利益走到哪裡，中國的安全觀及其實現手段就應輻射到哪裡。
這樣做並不意味著中國要與其他國家「爭霸世界」，中國不存在對其他國家發展的壟斷權，只謀求自身發展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國在世界範圍的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中國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那它就必然要擁有自由貿易及對自由貿易加以保護、特別是軍事保護的權利。
在他看來，中國「不稱霸」的外交政策不應被理解為放棄中國主權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發展權，而應被理解為中國在爭取和捍衛自己所擁有的必將融入世界的發展權——發展權只能是世界範圍的發展權——的同時，不僅不排斥而且還要與其他國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發展權。反對霸權主義與保衛平等的發展權，是一對不可分割的概念。對中國——乃至對所有南方國家而言，不反霸則不能求發展，求發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反霸，至少要有與霸權不至過於懸殊的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在這一點上，今天的許多人過於相信「國際法」的作用。然而「在當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於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後者賦予」。用強力保衛自己應有的海外平等自由發展的權利，而不是動輒以「制裁」的方式剝奪他國的這種權利，這正是中國既要崛起又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界線所在。
中國要崛起，中國要追求自身的發展權，當會受到來自美國等強權勢力的挑戰。就像張文木所言，美國不希望中國垮掉也不希望中國強大，只想癱瘓中國。癱瘓意味著中國重蹈鴉片戰爭時的覆轍，成為一個任人宰割的中等國家，那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張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戰爭的準備」。
國人對戰爭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種是不能打；一種是要打只打有限戰爭。這是多年來國人的一種普通心態。張文木一直反對政治綏靖。他在讀了房寧的《新帝國主義時代與中國戰略》一書後寫下這樣一段話：從1999年北約打擊南聯盟炸中國使館，到2003年美國打擊伊拉克，戰爭幾乎一年發生一次；在中國周邊從日本重整軍事，到台灣分裂勢力之所謂「公投」；阿富汗戰爭後，中國西氣東輸工程的上游地區失控，中國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業合同幾近成為空文，與此同時還有相當的人沉浸在所謂和平與發展的高歌之中，對險象環生的周邊安全環境熟視無睹，不思武備，而只將目光盯住GNP的增長上……目前相當一部分人只看圖卷不見匕首的麻痹情緒，使他心中隱隱作痛。
張文木對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兩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動作十分欽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軍進軍西藏。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當時中國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大決戰。他試想當時正是中國軍事無力西顧的時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提前14年，也就是說在1948年發生，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勝利後再與入侵者談判，談下來也很難是今天這個樣子。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美國出兵朝鮮，實際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在向蘇聯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叫板。在這場較量中，世界各國都在觀望它的結果，並由此決定各自的對華政策走向。結果中國打贏了，連斯大林都對新中國刮目相看，中蘇很快結盟。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耀眼風采的背後，是中國打敗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的軍事勝利。尼克松說得對，「只有在戰場上奪取更大勝利，才能在談判桌上贏得更多的東西」。張文木認為歷史容不得政治家在關鍵時期有半點猶豫，而毛澤東的這兩個動作是對其後中國國家安全具有基石意義的大事。
張文木認為，從歷史和現狀來看，國際社會並沒有給中國留下其他選擇的餘地，而只留下了通過強力崛起為大國這樣一種選擇。在他看來，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戰爭與大規模戰爭的兩種準備。有限戰爭贏了，更好；沒贏，就打大規模戰爭，一定要為中國贏得發展權。